据说，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此言不虚。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的经济以神话般的速度起飞的时候，中国的智慧典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商人、企业家、政治家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了营养，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当代中国，应该说，传统智慧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介绍各种智谋韬略的“谋略热”，其来势之猛，真让人应接不暇。然而，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谋略典籍的确有“诲盗”之嫌，因为它们往往只注重教人如何行权使术，却忘了教人如何做人。于是，传统智慧仿佛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术”，人也就随之变成了权谋和利益的动物。这远远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也不能让人有真正的智慧，不能助人成就真正的大业。
中国人似乎天生都是政治家，据说，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治人”，于是，人人也就都成了谋略家了。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不仅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更为严重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认同和称许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国人内在的处世哲学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是由此而来的。
然而，中国的智慧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的智慧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智慧中的道与术也定型于这个时期，从那时开始，就决定了中国智谋型文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纵观上述主要学派，我们会发现，尽管各学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儿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学派都非常关心政治，有的学派甚至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政治上。儒家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一个典型的为政治而建立的学派；即使是标榜最不关心世事的道家，“无为而治”也是它思想的重要侧面。“无为”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在于“治”，这“治”就是社会的安定，就是政治，所以，道家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忘怀现实政治。其他的几个学派也是一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各自的角度来考察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尤其有意味的是，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而且学派政治观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都是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如果智谋在当时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而存在的话，那么，这还不能完全形成智谋型的文化，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系统化、社会化、规约化，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不论是学者、帝王还是平民，都没有对这种规范和原则提出怀疑。即使是在当时最为愤激的道家，实际上也是用反对一般谋略的方式来推行自己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谋略。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不同的组成部分。至此，中国的智谋型文化突破就形成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突破开始，中国的文化重镇是以帝王之学为恒久不变的中心的。这里不必列举那些以供“资治通鉴”之用的“经、史、子”类的典籍，就是在思想比较自由的“集”类典籍中，又何尝不是处处“载道”呢？各家的“治人”之术有显有隐，我们读《韩非子》，会感到惊心动魄，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了这样发达的“治人”智慧，无怪乎它几乎成了数千年来封建帝王执政、“治人”的教材和手册，确实会令我们这些愚蠢的后人无颜面对先人；读《孙子兵法》我们会惊诧于我们的先人竟有那样的铁血理性；但读《论语》、《孟子》呢？难道看到的仅是温情脉脉吗？其实，那才是一种更深刻、更根本、更有效，当然也是更具合理性的“治人”学说。
然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成大事者，古今未有。”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不靠做人，只靠弄权而成功的人不得一见。无论是“圣人”还是小人，对于中国的智慧，如果一味地求其术而不求其道，最终会玩火自焚，这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无一例外。
实际上，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是道的实现方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内谋谋圣，外谋谋智，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了。
因此，中国的智慧是学不来的，要用生命来体味！只有熔铸了自己的整个情感与生命，才能得到中国智慧的活的灵魂，才能用中国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杰出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