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万全既重视妇科的研究，又重视男科的研究，对不孕不育的研究不再偏重于女性，可以说是一大进步。尽管封建礼教在明代禁锢甚剧，如《医学入门》记载：“……或证重而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帷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寡妇室女，愈加敬谨，此非小节……”导致明代妇产科的四诊名存实亡。
而万全仍不受影响而有所发展和提高，是难能可贵的。
在此时期，辨证论治已较广泛运用于临床。如楼英之《医学纲目·妇人部》即有“每见妇人之无子者，其经必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将行作痛，或行后作痛，或紫或黑或淡，或凝而不调，不调则血气乖争，不能成孕矣”，“详不调之由，其或前或后及行后作痛者，虚也。其少而淡者，血虚也。多者，气虚也。其行将作痛及凝块不散者，滞也。紫黑色者，滞而夹热也。治法：血虚者四物汤，气虚者四物加参、芪，滞者香附、缩砂、木香、槟榔、桃仁、玄明，滞久而沉痼者吐之下之，脉证热者四物加芩、连，脉证寒者四物加楂、附及紫石英类是也。直至积去、滞行、虚回，然后血气和平，能孕子也。”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仍很实用。
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对子宫位置作了正确的描写。其曰“夫所谓子户者，即子宫也，即玉房之中也，俗名子肠。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而子由是生。子宫之下有一门，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这与现代妇科检查方法相仿，然封建礼教扼杀了这一进步。张景岳对不孕症有丰富的经验，有较深刻的阐述，在《妇人规》中指出“不生不毛者，出于先天之禀赋，非人力为也”，是对绝对性不孕的描述，又说“不知产育由于血气，血气由于情怀，情怀不畅，则冲任不充，冲任不充，则胎孕不受”，较早认为七情内伤导致不孕症，并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是诊断不孕的一种方法，值得研究。对不孕症的治疗，《妇人规》指出：“种子之方，本无定轨，因人而药，各有所宜。故凡寒者宜温，热者宜凉，滑者宜涩，虚者宜补，去其所偏，则阴阳和而生化着矣。”强调治疗不孕症必须辨证论治。又说“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暗示补肾是治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方法。
在赵献可撰《邯郸遗稿》中，记载了“凡妇人生理不顺怕产者，宜服九龙丹则不娠，其故何也？此药能令脂膜生满子室，不受孕矣。如后要嗣而受孕者，以车前子为末，温酒服一钱，数服仍可以受孕，极善之法也……（九龙丹）男子服之精涩体强，女子服之则不孕。”可见明代已有应用药物避孕者，同时还有解除避孕药作用促使复孕者。其效果如何，值得临床作进一步研究。
清代承袭明代，在临证经验方面更见丰富，在辨证治疗方面更为娴熟，妇产科著作不断增多，如秦之桢《女科切要》、萧埙《女科经纶》、陈治《济阴近编》、钱俊《济阴纂要》、《保产良方》、沈尧封《沈氏女科辑要》、沈金鳌《妇科玉尺》、傅山《傅青主女科》、叶桂《叶天仁女科医案》、肖山竹林寺僧撰的《竹林寺女科》等，其中以《傅青主女科》、《肖山竹林寺女科》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在不孕不育症研究上，傅山对带脉予以重视，认为“带脉者，所以约束胞胎之子也。带脉无力，则难以提系，必然胞胎不固，故曰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为不孕不育症治疗开辟了先河，故有完带汤之设。而王孟英在《沈氏女科辑要》中提出“妇人之病，虽以调经为先，第人禀不同，亦如其面。有终身月汛不齐而善于生育者，有经期极壮而竟不受孕者。……始知古人之论。不可尽泥；无妄之药，不可妄施也”。认识到月经不调可以导致不孕，但不是不孕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辨证论治。
对于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在《傅青主女科》、《竹林寺女科》中有较系统的总结，如《傅青主女科》将不孕归结为身瘦不孕、胸满不思饮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孕、胸满少食不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骨蒸夜热不孕、腰酸腹胀不孕、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十种，分别用养精种玉汤、并提汤、温胞饮、温土毓麟汤、宽带汤、开郁种玉汤、加味补中益气汤、清骨滋肾汤、升带汤、化水种子汤为治。《竹林寺女科》除述有妇人虚弱不孕（治以毓麟珠）、脏寒不孕（治以续嗣降生丹）、形肥不孕（治以涤痰汤或丸）、瘦弱不孕（治以大补丸）、素弱不孕（治以八珍益母丸）、相火盛（治以一阴煎）、脾胃寒（治以补中丸）、气郁不孕（治以合欢丸）、血滞不孕（治以五物煎）、经乱不孕（治以种玉酒）、经水不调（治以大生丸、调经种玉丸）等外，还特别阐述了男子导致的不孕，称为艰嗣。分为男子阴虚艰嗣（治以左归丸）、精少艰嗣（治以固本丸）、瘦弱艰嗣（治以无比山药丸）、精冷艰嗣（治以菟丝丸）、精寒艰嗣（治以毓麟珠）、虚寒艰嗣（治以还少丹）、精薄艰嗣（治以梦熊丸）、精滑艰嗣（治以种子丹）、精清艰嗣（治以固本健阳丹）、阳痿艰嗣（治以赞育丹）、阳虚艰嗣（治以右归丸）、火盛艰嗣（治以补阴丸）、阳极艰嗣（治以延年益嗣丹）、鸡精艰嗣（治以壮阳汤）14类，是妇产科著作中涉及男子引起不育诊治最丰富的著作。由于这两部著作分类详细，用方明确，因此，这两部著作不仅对清代治疗不孕不育有较大影响，而且对今天治疗不孕不育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医宗金鉴》中专列“嗣育”一节。
此外，唐容川著《血证论》，对结核病导致的“抱儿痨”有详述。其曰“世谓妇人有胎，复得咳嗽发热骨蒸，或吐血，或梦交，名为抱儿痨。其胎不能孕满十月，或七八月，或五六月，胎便萎堕，儿不长成。其每坐产之后，不得满月，定然废命”。认为“抱儿痨，困惫之极，胎不能保，则亦无须存胎，单以保产母为急……听其安可也，堕亦可也，胎既下后，但照正产，按法治之，去瘀生新，自无不愈。”提出“治抱儿痨以保养肺金为第一要法”，这种不主张保胎，而以保全母体为首要，以保养肺金为治疗大法，对结核引起的不孕、早产、胎发育不良等，无疑开拓了临床诊治思路。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医学传入了中国，并发展成西医学在中国立足，开始了与中国传统的医学并存竞争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出现了一批中西医汇通派，如王学权《重庆堂随笔》、石寿堂《医原》、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其中就有关于女性生殖器官、胚胎理论与不孕不育的阐述，是中西医汇通的初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辨证论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不孕不育，取得了较大进展。
总之，古今医家对不孕不育的研究非常重视，从古至今对不孕不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不仅综合医籍有专篇详述，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求嗣专著，如万全的《广嗣纪要》、俞桥的《广嗣要语》、徐春甫的《螽斯广育》、蔡龙阳的《螽斯集》（百家名书所刻，改名为《广嗣须知》）、李盛春的《胤嗣全书》、钱大义的《求嗣秘书》、岳甫嘉的《妙一斋医学正印种编》、袁黄的《祈嗣真诠》、胡孝的《种子类纂》、程云鹏的《种嗣玄机》、包诚的《广生篇》、叶天士的《秘本种子金丹》等，还有现已佚失无从查阅的《衍嗣宝训》、《广嗣秘旨》、《集验广嗣珍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