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陵、苏武故事到了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建立了汉人政权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时，李陵不再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落泊英雄。作于915年之前不久的《李陵苏武往还书》在敦煌多达五个写本（S.173、S.785、P.3692、P.2498、P.2847），其中李陵、苏武的情态与前面《变文》及《执别词》中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变化。在《李陵与苏武书》内，李陵只简单地叙述了自己投降匈奴的经过，通篇辩解之辞寥寥，后面的大段文字都是劝降之语，令人感到李陵只是一个贪图富贵的功名利禄之徒。而苏武在其答书内，则毫不客气地将李陵比之为“见利而动”的“小人”，斥李陵“不堪为将”、“不信”、“不忠”、“为将不能励其兵”、“不孝”、“自迁拟入云霄，陷他人于沟壑”及“不忠”罪七条，然后表明自己“松柏为心，桑田变海，万物亏盈，仆终不改”的决心。苏武答书，完全把李陵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也放在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它的义正词严，更令人觉得李陵之罪不可恕。此态度与自司马迁以来已形成的对李陵同情、为之辩护的情形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实际亦与敦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据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荣新江《金山国史辩证》等文的研究可知：910年秋，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得知唐朝灭亡的消息后，以瓜沙二州之地建金山国，并随即出征楼兰，取得胜利，接着又萌生夺取五凉全境之心，但在甘州回鹘的连续攻击下，张承奉迭遭失败，百姓怨恨。乾化元年（911），回鹘可汗弟狄银来犯，张承奉无力御敌，只好命城隍耆寿万人上书回鹘可汗，相议结为父子之国。张承奉因为连年征战，已失民心，现又认敌为父，俯首称臣，更使具有牢固中原情结的沙州人大失所望，根基动摇。当此之际，以曹议金为首的曹氏家族却悄然兴起。他们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外结四邻，内修政治，团结当地世家大族，成为众望所归。张承奉在位之时，曹氏已逐步将其架空，拥有沙州实权。914年，曹议金继替张承奉，成为瓜沙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曹议金夺取张氏政权是早有预谋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既然会利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就不会想不到去打击自己的对立面，为自己取而代之制造舆论。但这种做法又不可太露骨，因为张承奉毕竟还是皇帝。张承奉与回鹘作战失败，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为曹氏倒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曹不会不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于是，在敦煌广为流传的李陵、苏武故事，又有了新的演绎，成为曹氏制造舆论的工具。题为“辛未年（911）七月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的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下称《万人书》），是张承奉在与回鹘作战失败后授意敦煌耆宿写给回鹘可汗的信，里面已屈辱地将回鹘首领称为“天可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沙州形势和沙州百姓委屈、不甘的心态。拿它与《苏武报李陵书》比看，即可发现后者所隐含的政治目的：《苏武报李陵书》中给李陵列的头二款罪，是率然出兵，“枉费国家，徒倾万石之粮，枉陷五千之卒”。
这正与《万人书》中对战争发动者的声讨一致。《苏武报李陵书》中前后屡次斥李陵不忠，与《万人书》中所强调的敦煌对中原的忠心耿耿形成对比。《苏武报李陵书》斥责李陵“今日却致说辞，令仆跪毛血之人，称臣虏地”，《万人书》中也几次提到张承奉与回鹘订立的父子之盟，言“函书发日，天子面东跪拜”，较前者带有更强烈的屈辱感。将李陵之罪列完，《苏武报李陵书》中苏武又表示了自己对汉的忠心：“仆且松柏为心，桑田变海，万物亏盈，仆终不改。”而《万人书》最后言：“沙州本是善国神乡，福德之地。天宝之年，河西五州尽陷，唯有敦煌一郡不曾破散。直为本朝多事，相救不得，囗没吐蕃。四时八节，些些供进，亦不曾辄有移动。经今一百五十年，沙州社稷，宛然如旧。”也是对沙州人民誓心依唐行为的追述，强调了对唐的忠心耿耿。
两者相较，均是自申自明，心境相同，都有极强烈的感染力。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苏武报李陵书》中给李陵罗列的每一条罪名，几乎都有所指，无一不将矛头指向张承奉，而又以己方作为苏武那样的百姓代言人，表示出不降回鹘、誓心归唐的决心。这正是沙州民心所愿，自然将备受感荷。《往还书》是曹氏迎合百姓心态、贬斥张承奉之作，不言而喻。“苏武”（曹氏）的行为既深入民心，“李陵”（张承奉）便失道寡助，灭亡是必然的。作品通过寄兴与“怨刺”，完全达到了政治斗争中所需的宣传作用。
从为争夺皇权而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到为争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而张淮深举家被害，历史总有些残酷的相似之处，而通过杀戮成为掌权者的人，总是要想方设法地隐瞒事实真相，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三次坚持要看国史，名义上是“用知得失”，“以为鉴诫”，实则是要为“玄武门之变”定下“管、蔡既诛，成、康道正”的调子，为自己杀害兄弟之举涂饰。敦煌地处偏隅，归义军节度使大权在握，故张淮深的死亡也成谜团，无人敢秉笔直录；张承奉虽不得民心，但贵为金山国天子，臣下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反对。如果仅凭对当权者多有回护或根本没有记载的正史，那么后人就很难发现历史真相。而敦煌的一些文学作品，却能够从另外的角度提供不为人知的信息，《唐太宗入冥记》为建成、元吉喊冤，《李陵苏武往还书》对李陵极尽讽刺之能事，都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敦煌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
宁可
宁可，男，1928年生，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主要论著有《宁可史学论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
1900年旧历五月，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进逼京津之际，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封闭了700余年的5到11世纪的5万余件文书重见天日，成了珍贵的文物，也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新史料的发现并非少见，但藏经洞文献却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以至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形成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敦煌学。
这些特点是：
第一，数量大，达五万余件，还有一千余幅绘画、刺绣。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资料，是极少见的。
第二，时间长，从5世纪到11世纪，达700余年。
第三，关联性，都是敦煌地区的文献，彼此在时间、空间与内容上，往往有所关联，利于参照、印证、综合的研究。
第四，类型多，举凡佛、儒、道经典、记录，各类书籍、官府文书、私家文献、寺院档案，以及诗词变文、日用杂字、星历占卜，几乎应有尽有；而且还包括了汉文以外的藏、突厥、回鹘、于阗、梵文等文字的资料。
第五，涉及方面广，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艺术、民俗学、科技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能从这里获得丰富的资料。
第六，敦煌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长城烽燧，汉晋墓葬，尤其是与敦煌文献同时期的以莫高窟为首的石窟群中保存完好的大量壁画与雕塑，都可以同藏经洞文献参照、结合，进行研究。
第七，敦煌的独特地位，它既是中原王朝的西陲，与周边的民族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是古代东西方交往要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这些，在藏经洞文献中都有鲜明的反映。因此，藏经洞文献既具有地方文献的意义，也具有全国性文献的意义，既具有汉族历史文化意义，也具有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关系的意义，还具有世界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也是其他新发现的史料所少见的。
这些特点，显示了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显示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敦煌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区，它既具有古代中国所具有的共性，又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藏经洞文献为我们提供了5—11世纪，尤其是8—11世纪吐蕃与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非常丰富和非常具体的资料。既可作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的细致研究，尤其可以作8—11世纪敦煌社会历史的整体的研究。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二，研究5—11世纪的中国历史。敦煌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具有共性。有许多问题，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或者记载笼统，语焉不详，或者记载缺失，或者尚多歧义，而藏经洞文献对之却有当时的具体细致翔实的记录，这就大大有助于探明这些问题的真相，廓清疑误。像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原来仅从已有的史籍文献中探析，不免只具轮廓，疑点甚多，而且许多细节不清楚，因而影响了对整体的认识，以至有了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过的争论。借助藏经洞文献中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均田制的许多具体情况，也解决了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连带着对北朝隋唐的户籍制度也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如唐宋寺院的组织管理、寺院经济的经营、寺院的佛事活动、寺院与官府的关系等等，也是靠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材料才凸显出来（虽然带有明显的敦煌特点）。又像唐宋社邑，尽管有其他文献的记载，但敦煌文献中的300多件社邑文书却使我们能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古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有了一个具体清晰的认识。这些，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考察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敦煌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敦煌地处边陲，周边有许多民族，诸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等等。这些民族，传世文献记载很少，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不仅有汉文材料，而且还有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材料，这给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可与新疆等处出土的这些民族的遗址遗物与文字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证。尤其是吐蕃，在唐后期统治敦煌地区60余年，给敦煌的历史打下深厚的烙印，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更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最好材料。
第四，关于中外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古代印度、中亚、波斯，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文化都经过这里与中国文化接触并进入中国内地，而中国文化也从这里远去西方。像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敦煌是汉文化的门户，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佛教中国化历程可说就是从敦煌地区开始的。印度的制糖技术也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甚至中东历法上的星期天“密日”，也在敦煌汉字历日上标示出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将近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就是循着上述方面逐步开展的。其所以说是逐步开展，是因为材料很多，释读亦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五万余件文献由于外国人的攫取与中国人的盗卖，其中四分之三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处地方，检阅困难。最早，中国学者只能根据外国学者提供的，或外国学者发表的著作中的少量文献录文、照片图版，以及几位中国学者在英法寻访带回的录文、照片进行工作。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大大限制了更多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但中国学者也有优势，那就是当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所谓东方学、中亚学的角度，着意于中亚西域的语言文字和民族方面的时候，中国学者却因具有汉族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而着意在汉文文献。按照传统的学术路子，首先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古籍及已有古籍与传世版本的校勘。对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与音韵方面文献的研究整理，贡献尤多；对敦煌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也有不少研究成就。囿于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子，除了陈寅恪先生等很少人外，对其他方面涉及甚少甚至没有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