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起义失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集团坚决主张杀掉智力展，但梁化之不同意。为此，阎锡山召开同志会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在双方桕持不下的时候，赵戴文发了话。他说：“会长本来不是投降日本，为什么要处死一个反对投降的人？处死一个智力展不要紧，但处死以后岂不是证明我们真的要投降吗？我看智力展还是年轻，他不了解会长的苦心，才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赵戴文的话说得王靖国等人哑口无言，于是会议以“免于自裁，戴罪图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两年以后，赵戴文因病去世，终年77岁。据说他临终前曾为自己刻下一块墓碑，上书“中国国民党党员”七个大字。但是如今在太原市上兰村的赵戴文墓前，却只有“赵戴文之墓”五个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由于美国的参战，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也必须淡化民大事件，以“戴罪立功”为名，恢复了父亲的自由。在此期间，父亲以化名在二战区的《战时政治》等刊物上发表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民大学生崔中平、冯文奇等人看到后，知道是父亲手笔，便成立一个秘密的学习组织“青年读书会”。梁化之发觉后，将二人逮捕，读书会也遭到破坏。
听父亲说，当时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便经常从上葫芦村到下葫芦村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聊天。王世英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5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活动。抗战开始，他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来往于陕北和晋西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兼省委书记。1955年父亲被定为行政14级，他本人没有什么，但是王世英得知后却过意不去。有一次他遇上父亲，还主动表达歉意。
1943年冬，父亲奉命为阎锡山编写《建组手册》，内容是如何在军队中建立同志会的组织。第二年夏天，父亲还在二战区的“建组训练”中讲解这个手册。1944年秋，阎锡山以“肃伪”为由，成立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专门抓捕为了从事地下活动而伪装抗日的人（简称“伪装分子”）。流工队由梁化之兼主任，张亦山任代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在此期间，梁化之经常让父亲旁观他的审讯活动。有时候，梁还动用刑具，让人惨不忍睹。父亲对这种血淋淋的内部斗争非常反感，但又无法逃避，所以内心非常痛苦。
七、“抗二队”在二战区的活动
在上述活动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审讯抗二队了。抗二队的全称是“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其前身是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该团团长张光年又名光未然，是这个剧团的主要发起人。张光年1929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因组织被破坏丢失党员关系。进入30年代以后，他致力于文学戏剧活动，写下了歌颂抗日志士的歌词《五月的鲜花》。歌词谱成歌曲后，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广泛传唱，影响很大。1937年他重新入党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1938年年初，武汉成为抗战中心，全国各地的10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云集武汉。为了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国民政府成立军委政治部，由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年8月，第三厅把这些团体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经过一个月培训，分别派往备战区进行宣传活动。于是，拓荒剧团以第三抗敌演剧队（简称“演剧三队”）的名义，在张光年率领下奔赴山西。据有关人士回忆：所谓拓荒，“是要到边远的北方去开拓荒野，如今抗战了，不能只在武汉活动”。对于到北方什么地方，队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去山西，一部分入主张去延安。当时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武汉招生，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在全国影响很大，因此他们决定先去民大，有机会也可以去延安。（《山西文史资料》第50辑，24～25页）
据当时担任政治部三厅秘书长的阳翰笙回忆，为了避免麻烦，他给张光年写了个“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委任状，所以张光年“不但一路上通行无阻，而且所经各县，国民党大小官员都远郊桕迎，毕恭毕敬，生怕得罪了‘上面’派下来的‘张视察员’”（同上，第8页）。对于这一细节，剧宣二队的队史《战斗的十年》也说：临行之前，“光未然同志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弄到了一个‘剧协演剧第一队’的名义，后来听说被‘剧协’某官方负责人加上一勾，把‘一’队勾成‘七’队，原因是团内没有名人。其实，当时‘剧协’并没有成立其他的演剧队。”（同上，25页）这就是抗二队又被称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的原因。
出发之前，演剧三队已经有中共党员11人，并成立了特别支部，张光年担任书记，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到了西安以后，正值“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他们立刻投入当地的纪念活动。随后，阎锡山驻西安办事处派汽车把他们送到山西吉县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到了山西以后已经进入冬季，这些出生在南方的年轻人不畏严寒活跃在吕梁山区，慰问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为此，阎锡山和赵戴文接见了他们。赵戴文表示：你们“为了国家民族大业，现身说法，唤起民众，实属不易”。（同上，46页）
1939年初春，演剧三队渡过黄河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举行首场演出，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到现场观看。当时张光年因为骑马摔伤，在床上养病。冼星海前来看他，他谈起自己横渡黄河和看到壶口瀑布的感受，说他想写一首关于黄河的长诗。大概是听了冼星海的建议，张产生写一首大合唱的念头。于是张仅仅用了5天就完成了歌词创作，并举行了一个小型朗诵会。冼星海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很快为其谱曲，诞生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
这一年5月，演剧三队回到二战区，住在政治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不久，张光年返回重庆养伤，队长由王负图担任。据说王在1949年以后，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务长多年，后调到外交部工作。这一年7月，根据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下达的命令，各演剧队要按照所在的战区番号重新排列。为此，演剧三队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或“抗二队”。与此同时，全体队员也集体加入国民党。听母亲说，当时她刚从汉中回来，因为年轻，与抗二队住得很近，便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玩，心情非常愉快。
按规定，抗二队属二战区政治部领导。对于抗二队里的地下共产党，梁化之早有察觉。1944年二战区开展“肃伪”活动以后，抗二队里的共产党组织自然成为“肃伪”对象。这时，梁化之从重庆请来徐端接替张亦山的职务。徐端曾担任二战区政治部组长，晋西事变后去了重庆。据梁化之说，徐端也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地位很高，后来成了叛徒。徐端来了以后，认为抗二队里肯定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只是没有把柄，无法对他们下手。
正在这时，梁化之发现二战区政治部干部王定一给抗二队写的一封信，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便拘捕了王定一。梁化之让父亲与王定一谈了几次话，因不得要领，只好亲自出马。在梁的追问下，王定一承认他只知道抗二队有个学习组织，由赵辛生负责。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1945年1月初，梁化之突然包围了抗二队，扣留了王负图、赵辛生、蓝光、彭后嵘等人，并任命田冲担任代理队长，全面负责抗二队工作。
随后，梁化之马上电告重庆，说他在抗二队中发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军委政治部很快复电，对梁化之予以肯定。1945年6月，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晚报》等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为了向各方面有所交代，梁化之决定审讯王负图和赵辛生，重点是赵辛生，由父亲执行。当时田冲曾找赵宗复商量，赵让他放心，说智力展不会迫害他们。“文革”中造反派调查此事，我也很感兴趣，便向父亲了解当时的情况。父亲说，他在审讯赵辛生的时候，与赵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装模作样地用了一下刑具，便草草收场了。为此，徐端大发雷霆地说：“审案子不想撕破脸，这怎么能行！要知道这不是去探监，而是审讯！”
赵辛生又名赵寻，是张光年的内弟。1949年以后他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剧协常务副主席等职。前几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协和医院看望过他。当时他只是谈起父亲领导的民大起义，却没有提及此事。可见他对父亲的印象不错。抗日战争胜利后，抗二队回到太原，不久就去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中国戏剧界的领军人物，而田冲和胡宗温等人则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和台柱子。
八、抗战胜利与接管太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成立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准备全面接管太原并对深受奴役的市民进行慰问。该团由梁化之兼任主任，父亲担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参加“随部工作团”的有民族革命大学、进山中学和青年干部学校的干部学生。工作团解散后，父亲担任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简称“市分会”）主任，他让大部分人回原单位工作，只把少数人留在市分会。同志会是阎锡山一手建立的政党性组织，所以我曾经开玩笑地说：“父亲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
当时市分会设在按司街的一所二层楼四合院里。院墙极厚，上有垛口，不知是哪一位山西商人遗留下来的财产。当时我家住在楼上，办公区在楼下。我是1946年出生的。当时是我们家条件最好的时候，母亲怀孕时可能是营养过剩，我出生时居然超过9斤，让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大概是心情较好吧，父亲对我疼爱有加，即便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看文件，也要把我抱在怀里。我们家在这个院子里出过两个事故：一是二哥上房顶玩耍，不小心摔了下来，脑上缝了几针；二是他抱我上楼，不小心摔倒，压得我昏死过去。
在市分会的工作人员中，宣传部负责人张颔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张颔是杜任之介绍给父亲的。杜任之是山西万荣人。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通讯员。1929年赴德国留学，1932年回到上海后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被派到山西从事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牺盟会临时执委会委员、同志会候补高干和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1943年，他因“征粮不力，贻误军机”被撤职，由曾任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押解回克难坡，但没有受到具体处分，这就是当时在二战区广为流传的“高干坐大车”事件。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并参加民盟。1948年山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他利用与傅作义的私人关系曾参与和平谈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再度回到山西，先后担任省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和商业厅厅长等职。1956年以后调到北京，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从事领导和研究工作。
张颔是山西介休人。抗日战争期间，他随堂兄来到克难坡认识了杜任之。这时他想到延安去，但是杜任之对他说：“追求进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儿都有进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这儿待着。”在此期间，张颔读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
父亲组建随部工作团时，杜任之有意将张颔介绍给他。市分会成立后，父亲把张颔留在市分会负责宣传工作。前几年我在太原南宫旧货市场买到一份《青年导报》，报头下方印着“发行人智力展”几个字。我知道这事张颔比较清楚，便去拜访他。张先生看到这份报纸以后，十分激动。他告诉我，当时他是该报总编辑，那“青年导报”几个字还是他写的呢。他还说：“这是一份很特殊的报纸。从表面上看，它是官方报纸，但是为了体现民间立场，反映民众心声，我们在筹划这件事的时候，就决定要大量使用群众来稿。这样一来，就可以不使用官方语言了。这其实是报纸的最大特色。为了体现这一特色，我们一方面组织了大批通讯员、包括特约通讯员为报纸供稿，另一方面还以报纸是三日刊为借口，采用综述的方式报道国内外大事，以便尽量不用官方通讯社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