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适逢民盟常委、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六十大寿（虚岁），因此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当时，周恩来献上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表敬意。但到了1948年年底，他又成为“国民党战争战犯”。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便由一位民主人士变成了战争罪犯？
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又名张嘉森（君劢是其字），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著名家庭。他的祖父是个县官，父亲是位医生，可见这个家庭具有浓厚的济世救人传统。正因为如此，张家兄妹十二人（八男四女）个个奋发向上，学有所成。其中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四弟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八弟张嘉铸，曾致力于黄豆多种用途的开发，是中国蔬菜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九弟张禹九，是新月书店老板，新月派的著名诗人；二妹张嘉玢，即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是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小妹妹张嘉蕊，既是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又是一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相比之下，张君劢似乎更加出色。他6岁进入私塾，12岁又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洋务派在上海设立的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它专门招收14岁以下儿童，除教授传统文化外，还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这让张君劢大开眼界。于是当15岁的张君劢考中秀才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学问。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02年11月初，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为“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导致二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为了收容这些失学学生，著名学者马相伯以西方大学理念为宗旨，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所学校的问世标志着“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因此他不仅表示热烈的祝贺，还在文章中指出：“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实验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张君劢立刻投考这所学校，并选择了马先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程。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转入南京高等学堂，随后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而被迫退学。据说在退学之后，张君劢还去了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1906年张君劢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和政治。这时马相伯也来到了日本，并与梁启超共同创立“政闻社”，张君劢也参与其事。1910年，张君劢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并获得殿试资格。随后，他在殿试中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培育高级官员的摇篮，也是养育高层次学者的场所。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也成了一名前途无量的“洋翰林”。这是1911年的事，当时他24岁。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先，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并与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好像非常复杂，但仔细分析一下，则不外乎改良、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的革命派，主张以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对于革命派各种做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梁启超便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所以说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
1913年，据说是为了躲避袁世凯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先后担任浙江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与教育问题的研究。
1918年，为了进一步研究宪政制度与政治哲学，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哲学家倭铿进一步深造。1921年年底，他陪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担任其翻译。第二年，他参加了聂云台和黄炎培共同组织的“国是会议”，并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其中提出了“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他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许多著名的纺织企业，并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1923年，张君劢与杜里舒到达北京，在清华园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了他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久，他返回上海，出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在昊淞创办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刚从海外归来的闻一多曾在该校担任训导长。随后，张君劢还与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第二年，《新路》又被国民党查封，张君劢也被逮捕。1929年，张君劢再次去了德国，在一所大学任教。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1930年，在国内局势归于正常之后，张君劢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当了一名教授。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月刊，继续致力于宪政运动。关于国社党的缘起，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的：“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追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联，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由此可见，中国国社党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以在野党的身份，来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随便动用“武器的批判”。比如国社党成立伊始，张君劢就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文章说：“国民革命军以全胜之势，统一全国于青天白日之旗帜下，举昔日若有若无之国会与宪法而推翻之，而另行其一党专政或日以党治国之制，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概剥夺之，以之隶于党部监督之下，全国之治权，独中央党部得行使之，选举总司令与重要行政官员之权属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简单言之，皆俄共产国之制度，稍变其形而移之于吾国者也。”
即使如此，这种以党治国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危害呢？文章接着指出：“数年以来，党部能压制文人之口说文字，而不能禁武人之拔刀相向，能压制党外人之批评，而不能禁党内同志之分裂，内部既不能自振，而国民之信用乃日衰落矣。”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如果张君劢在文章中加上这一层意思，不仅会有更大威力，还会对后人有所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