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当校长时曾经说过，在兰大文科三系中，称得上有真才实学的，就是赵俪生一个。他还说：“1934年入学的清华学生，出过几支大手笔，赵俪生是一个，王瑶、韦君宜也是……”（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今，继《王瑶全集》和韦君宜《思痛录》之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也已问世。读这本书，让我在体味“可怜盛世存儒雅”（殷焕先赠赵俪生诗句）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来……
对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大。按理说这批人有条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中国，但由于遇上“九一八”事变以及国共两党交恶，因此他们不但要承担救亡的重任，还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思想环境之中。于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他们的表现和选择便与五四运动有所不同。
赵俪生（1917—2007）
《篱槿堂自叙》
诚如赵俪生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话，那么“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则是燕京和清华。他还说，“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起了很大作用。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也说，“一二·九”运动期间，蒋告诉她：“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世纪清华》第50页）。
除此之外，人们对组织的认识和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韦君宜，就是所谓的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说：我没有“放弃……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组织的信仰里面，所以她认为要爱国就必须把一切献给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致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出版）。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篱槿堂自叙》，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从后来的经历看，赵俪生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作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他后来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因为向地下组织提供情报，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本来，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后来他才明白不参加组织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初，曾经在游击队当过组织科长的孙雨亭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孙对他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学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同上，80页）这就是说，倘若老赵当时就参加了组织，不也是省级大员了吗？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没有参加组织是吃亏，参加组织就不吃亏吗？在这本书中，赵俪生还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荣高棠、牛佩琮、牛荫冠、韩钧、赵宗复等。与前二人相比，后几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物，当年我父亲因为与他们共过事，所以“文革”期间前来外调的特别多。父亲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使我对这些名字比较熟悉，也比较注意。与证明材料相比，赵先生写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动得多。在这里，我想谈谈牛荫冠。牛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个大地主家庭，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比赵俪生高一级。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因为表现积极而加入组织。1936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牛荫冠受组织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后，他一直在晋绥边区负责财贸工作。他父亲牛友兰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好事，被视为开明绅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不知是为了邀功还是追于无奈，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牛荫冠居然召开“斗牛大会”。他坐在台上，他父亲跪在台下。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政权的更替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
1997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