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这个村长，差不多都轮了两遍了。村里青壮年除了哑巴以外，没有人没当过村长的。现在保民爹当着，今年都快八十岁了，老嚷着要退位。鲁书记说：“你退了不行啊！你得找个接班人，你劝劝你大儿子，他如果答应当，你就退。不然你就不能退。”气得老头直蹦，他说：“你妈的长的是人嘴还是屁股？你原先答应我干一年，找到合适的人我就退。现在我一口气干了五年了，这个差事我真不干了。你不信吧！你看过了年，我把这个差事一甩，你们爱找谁找谁。我家保民不行，他是个半残废的人，他不行！”鲁书记对他摊着手说：“那你让我到哪里找人？这村里可有一个青壮年人？”老头嘀咕说：“没有青壮年人，你就欺负我们家啊！”鲁书记说：“你这话我在心，等过年村里的人回来，我做做工作，看哪个不出去的，村长就选他干。现在当村长都给涨工资了！”从村委会正往外走的保民爹回头来说：“涨多少啊？”鲁书记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少。”
过春节的时候，村里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最远的是在西藏做高压锅生意的张家。有的人家门口还停着宝马、奔驰这样的好车子。鲁书记知道这种人家他都是不会回来当村长的，跟他们费这个口舌，那真是土公蛇咬板凳腿——白送一口毒气。他耳朵上夹满了香烟在村里转悠，有个人在家里喝过酒出来，脸上红红的，没大没小的在他头上拍一下说：“哎！这不是鲁书记吗？家里坐，家里坐。”他一看是郑东升，郑大老板，郑四爷的儿子。听说这小子在城里开了几家健身馆，天天带着大姑娘在屋里蹦来跳去，不少挣钱。郑东升头上梳个马尾巴，一走路拂来扫去的。村里年轻人都说他浪得很，专一淫人妻女。要不怎么老长不胖，屁股瘦得锥子一样。
最后他找到村里几个老人，这几个老头下午没事喜欢到村委会打打小麻将。他们对过年不过年的无所谓，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就是混吃等死！”理直气壮得很。看看天快要黑了，鲁书记说：“差不多了吧！不玩了。”几个老头子唉声叹气站起来。鲁书记问他们：“这过完年，可有不出去打工的？”几个老头低头想了一会，都摇头说：“不打工，在家吃屎呀？”郑老四，人家称为郑四爷的想了一会说：“老村长家儿子保民不出去，听人家说在上海把腰子摔坏了！”其他几个老头都啧啧连声说：“这个人腰子最重要了，男的尤其不能伤了腰子。伤了腰子就成废人一个了。”
鲁书记过完年除了跟老村长耗，没事就是往保民那里跑。这边不上任，那边就退不了位。我们这里的村长，对人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不比那些城郊有地有房有厂子的村长。而且村里人都跑光了，剩下老弱病残，不是你三爷，就是你五婶，你剥削谁去！地里除了水稻就是棉花，还有就是村委会那座三层小楼。年轻，长得稍微像样点的女子，也都嫁到城里去了。像我最近看到三门峡某村村长，大手一挥说“半个村都是我的娃”，在我们那里是没办法想象的。一个村干部有点盼头的，无非就是一个人权，一个财权。现在人也没有，财也没有，谁还要来当这个村长嘛！
可是到了下半年，保民不想当也得当了。他爹摔了一跤，路上有认得的人把他抬到三轮车上，还没送到镇医院就不行了。保民他爹算是死在任上。镇上来了一个副镇长和一个管民政的干事，也算是备极哀荣，跟他们家沾亲带故的从外面回来一百多口，小汽车在门口的公路上停了一长溜子。院子里面摆流水席，外面亲客来了，家里人放鞭炮迎出去，然后号啕大哭。无非是二伯伯咦——我怎么就看不到你了——呜呜，三舅舅呀——等等，不一而足。
丧事办完，过了没半个月，保民荣登大宝，做了我们村的第八十六任村长。郑四爷到村委会去打麻将，看见保民说：“这个村长成你们家世袭了！”保民说：“世袭你妈。”“哎，你个王八蛋怎么没上没下。”郑老四说着说着，就动起手了。他拿拐杖去捣保民的胸口，被保民一把夺过来扔到村委会的外面。后来郑老四把儿子郑东升从城里搬回来，要跟保民玩拳击。那小子一边晃动着脖子，一边把浑身关节活动得嘎巴嘎巴响，最后让保民用粪叉子追了有两里多路。要不是保民腰子不行，就把郑老四的儿子叉蛤蟆似的叉死了。村里老辈人都说保民吃亏就吃亏在腰子不行上了。保民弯着腰，看着飞奔而去的郑老四儿子，郑老四儿子一边跑一边喊：“狗日的牛保民，你等着——”然后跑成一个黑点子。保民把粪叉子扔在地上，仰脸躺在大道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脸的汗和泪水。
邓安庆印象
今天看到邓安庆的一个同事写他，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邓安庆时的情景。我跟邓安庆第一次见面是在合肥火车站。现在记不得他是发豆邮还是打电话给我的，他说：“风老师，我要来看你！”我说你来吧！车站门口有很多人，又在掏地铁，一地的垃圾。西瓜皮上几只绿头蝇子飞来飞去，一边搓着自己的前胸后腿。人像走失了的羊一样来来去去，其实都有目标。有地走的，有打车的，有等公交的，还有坐三轮摩托的，还有坐摩的的。我倚在电动车上抽烟，一边隔着马路的护栏向对面看。这时看到一个很白的人从广场上走过来，走路也不好好地走，别人冲过来的时候他就向后退几步，看到地上坐着一堆人他就绕圈子，很无辜和茫然的样子，过个马路等了好几个红灯。我想这大约就是邓安庆了。我就朝着他大喊一声：“邓安庆！”他就像梅花鹿一般四蹄翻飞跑起来，后面背着一只大包，在半空中拍打着他宽厚的屁股。整个姿态有点像飞行中的汤婆婆。
他问：“你是风老师吗？”我说：“我是呀！”纸上君就问：“你的大宝马呢？玛莎拉蒂呢？”哦，忘记说了，安庆曾有个笔名叫“纸上王国”。我说都让人给借走了，别看了，就电动车吧。本来人家还想借电动车的，我没让。我说今天要接一个中央来的朋友，死活就没给，不然我们今天就要地走了。我说：“上来吧！”安庆往车上一坐，车就矮下去一截。我带着他穿大街走小街，烤羊肉串的刚刚出摊，拿一个纸箱板做的扇子在起炉子，青烟直冒。煎鸡蛋饼的把打开的鸡蛋甩在面饼上，一边仔细不让它流到旁边去，油泛出珍珠般的气泡，在锅里欢快地叫着：邓安庆快来吃我吧！我问他：“安庆你吃了吗？没吃我们在小摊上吃点。”他在后座上左右看，使得车很不好开。因为是初次见面，我也不好说他。他感叹道：“合肥县真繁华呀！”我纠正他：“合肥市！火车站这边算是荒凉的了，闹市区你还没看过呢。英伦风！”这孩子这么胡说八道，怎么还能活到现在？我心里闪过一点疑问。“哎哎，风老师。你们这边的电话亭子真的跟英国一个样哎！红色的。”我说：“你见过英国的电话亭？”他说：“见过，在画报上见过。”
回到家里，我吩咐丫鬟泡上茶。我让他去洗个脸再来说话。他一边呼噜呼噜地洗脸，一边说话。我问他在北京是租房子住吗，他说是的，说最近一个同学也来投奔他了。我说你穷成这样，还有人来投奔你。他说，这个人比他还穷，反正他那个房间还能放一张床。我问他有多大一间房，他看了看卫生间说：“比这个大不了一点。”洗完脸就要跟我谈文学，坐在我家唯一的木头沙发上，说今年又看了什么什么好书。迷文学现在跟做贼似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比黄赌毒还害人。尤其到了我这种年龄还跟一个小年轻谈这个，脸上相当挂不住。大部分时间是他说我听。
安庆是湖北武穴人。武穴在长江边上。江对面是江西，这边是湖北。两边老百姓经常打仗，还造土炮往对面轰。我问他好好的，怎么忽然弄起这个败家的文学来了。他说小的时候挺孤独的，父母在江西种地，他是留守儿童，爷爷脾气又古怪得很，不好相处。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在家过日子，这在他的新书《柔软的距离》中都有描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下雨天打雷，吓得钻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最好的娱乐就是坐在那里做白日梦，默默地笑和悲伤。别人以为他脑子好像有点什么问题。
那天中午具体是在家吃还是外面吃我忘记了。晚上我问他能吃辣椒吗，他说自己很行。我说那就吃烤鱼吧。鱼果然很辣，身上撒的全是辣椒面子。我还没说一个“请”，安庆就把筷子在桌子上一顿开工了。我想他几岁就站在凳子上一个人烧饭，烧好便吃，哪里还要别人说一个“请”字。我看了一会，也默默地拿起筷子吃起来。因为再不吃，鱼就要翻面了。
晚上本来他还要跟我谈一会儿文学的，可我年纪老迈，乏得不行了。我说我书读得少，外国书更读得少，不信你去看看。他到书架上看了一会儿，大概没有他要看的书。有几本《金瓶梅》都被我翻得卷了边。他问我：“外国作家你喜欢谁？”好多年没有人这样考过我了。我抬起头想了一会儿，海明威、契诃夫、老陀读了几本。其他呢？没啦！然后他就给我推荐赫拉巴尔的《河畔小城》《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又给我推荐帕慕克的小说。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我心里知道这孩子是魔怔了。看这么多书，脑子怎么受得了？后来我就请他到阁楼上睡觉，门对面住着一只去了势的雄猫。这只猫晚上就拼了命地挠邓安庆的门，但他睡得很死，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安庆睁着眼睛的时候就这样两件事：吃饭，谈文学。
后来我去过几次北京，安庆跟我出去“扛锅铲”（蹭饭吃），他都是一马当先抄起筷子就吃。安庆吃饭的礼数很奇特，他一阵风似的吃完了，我们还在喝酒，他把碗端起来，举碗齐眉道：“我吃好啦！”然后就趴在一边听我们胡吹画画写字什么的，也不问什么，就是在旁边看。老是让我觉得后背上有一双眼睛，所以不敢铆足劲吹，让北京人占了上风。有一次我喝多了，躺在一张懒凳上睡觉。有一个画家实在找不着人说话，就跟邓安庆吹牛。说自己如何了得，在全世界怎么怎么有名。然后到处找照片给他看，跟某某在一起照的，在某某地方照的。安庆表情配合到位地惊叹，不住赞叹说：“这太了不起了！”这个画家估计是想吓吓邓安庆，像一个大人吓小孩。比如那座山上老虎那么那么大，“呜”地一下蹿过来，“呜”地一下蹿过去。其实他狡黠得很，等我醒了，他笑吃吃地跟我说：“这个画家挺能吹的！”我说：“北京这个地方不吹会死！”
我是傍晚的火车，安庆在超市买了不少矿泉水和果子面包给我，结账的时候一路冲在前面给我把账结了。这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说：“你还得付房租呢！”他摆摆手说：“没事，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看着他过马路，忧心忡忡地想这样一个人儿，在北京怎么活得下去呀！他过了马路，冲着我挥挥手，然后走到地铁口，像土行孙一样土遁了。我叹了一口气，背着小山一样的面包上天桥，朝火车站走去。
晚上我在火车上吃了一袋果子面包。火车过山过水，外面灯火箭打的一样射过来，然后又擦身而过。火车上的人都木僵着脸，如同老僧入定一样。后来我的肚子就剧烈疼痛起来，我把剩下的面包翻开来看，后面都长了绿霉。我捂着肚子向厕所走去，蹲在厕所里，我掏出手机给邓安庆发短信：“北京的面包不能吃！”我想这时如果我死了，就算我的临终遗言吧。这足以证明京城是不好混的，处处是陷阱啊！愿主赐福所有混在北京的人，尤其是邓安庆。为了证明你没有毒死我，我一定会去买一本你的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