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29日拂晓前几小时，正是纽约最宁静的时刻。一些睡眼惺忪的人穿着冬季旅行服装，单个地或是三三两两地悄悄来到曼哈顿各处的指定地点，等候从黑暗中驶来的轿车。将在新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未带行李，独自等候在第5大道和58街的东南拐角上。由此向北30个街区，将出任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走出了他的房子。最大的一群人是被要求宣誓保密的记者和摄影师们，他们簇拥着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从通常供邮政卡车用的一道斜坡向上，走出了洞穴状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最后，在早上4时30分，一名特工人员从莫宁赛德大道60号艾克家中溜出来，他把那个正在值勤的身穿制服的巡警骗到那边角落里，去谈一件随意编造的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巡警的背刚转过去，艾森豪威尔急忙从门口出来，走向一辆等在那里的汽车。当选总统正要前往朝鲜，去履行他的竞选誓言。其安全工作做得如此严密，连穿制服的纽约警官也不能知道他的行动。
由于一国之主出访战争地区本身涉及的安全问题，秘密勤务局想出一套方案来掩盖艾森威豪威尔的朝鲜之行，直至他去而复归。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把这套方案称作是“你一生中所听到过的……最不可告人的‘斗篷加匕首’的行动。……”在艾克飞往朝鲜时，一些来访的要人川流不息于莫宁赛德高地，给报界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正与当选总统商谈公务。实际上，星期六这一天中午时分，艾克的“星座号”飞机已远在太平洋上空了。
艾克是在批评家们小有争议的嘈杂声中飞走的，这些批评家，包括他一行中的一些人，他们坚持认为此行冒的风险很不值得。但是艾森豪威尔强调说，他打算实现他的誓言。他没有解决朝鲜战争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想了解情况。当选伊始就向美国公众背信弃义，将给他带来“不过是又一位政客”的污名。（安全工作被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12月5日，艾森豪威尔完成了他的使命首途回国之后一小时，就有11架****战斗机袭击汉城机场。）
然而，无论如何，这次旅行就像怒不可遏的杜鲁门在竞选中曾指责过的那样，充其量是一个政治噱头，主要对达到公共关系目的稍有价值。艾克一开始就激怒了李承晚总统。李承晚的想法是：他可以利用来访者的威望来重振他自己日渐式微的民心，并在疲惫萎靡的朝鲜人民当中重新燃起战争热情。李承晚打算让艾克在朝鲜待上一整个星期，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主持庞大的军事讨论会。艾克随行的顾问们不允许对将军做此安排。艾森豪威尔只打算在南朝鲜待72小时，多半是同他的军事领导人在一起，主要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艾森豪威尔横扫朝鲜的狂热劲头使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回想起了刚刚结束的竞选活动。艾克视察了靠近前线的部队，嘎吱嘎吱地踏过冰封雪盖的战场。他在一所美国流动陆军外科医院里同伤兵们交谈，远处砰然爆炸的炮弹声不时传来，清晰可闻。在这三天中，他只有一小时时间同心情不快的李承晚在一起，而且是在两次会见中。
李承晚也未能从艾森豪威尔在旅行结束这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做的泛泛评论中找到什么安慰。哈格蒂想防止艾克被问及有关具体的计划，于是他不准许记者们提问。艾克认为，“要以一个积极且确定无疑的胜利”来结束战斗，“而又不冒着可能要扩大战争的严重风险”，这是很困难的；然而，美国将“把此事做成”。这次访问确实迫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们不能永远站在静止的前线，继续承受伤亡却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小山坡上的小打小闹不能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现在显然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见相同，即需要用一个相当重大的姿态促使共产党接受和平，但是艾克所瞩目的超出了常规步兵行动。在艾森豪威尔抵达之前，克拉克将军的参谋部已经搞出了一项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把韩国军队的规模从16个师增加至20个师（64万人）；还考虑了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问题，以及“严肃考虑”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但是，克拉克没有得到机会同艾森豪威尔讨论这些代号为“OPLAN 8-52”的应急计划。在克拉克看来，这是“有关这位当选总统的访问最重要的事情。……关于打赢这场战争将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一直也没有提出来。在我们的多次交谈中很快就清楚了，他将谋求一个体面的停战”。
艾森豪威尔从汉城飞往威克岛，在那里登上“海伦娜号”巡洋舰，作一次为期三天的放松巡游，前往夏威夷。未来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留在纽约作为蒙骗行动的一部分）都在舰上，而且给报界的印象是在开高层战略会议，其中又以朝鲜问题为中心。埃米特·约翰·休斯参加了一些会议，他发现“这些会议的真正实质与它们的公开形象之间有着某种令人惊愕的反差”。杜勒斯是一位主宰人物，他可以高谈阔论对外政策或任何其他题目达数小时。“杜勒斯显然给艾森豪威尔施加了一种一贯的影响。”休斯总结说，“他忍受了他。”
正当艾森豪威尔首途返回大陆时，他得到了来自一个预料之中的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忠告。他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说，他有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如果他被请求，他将把这一计划向艾森豪威尔陈述。艾克立即发电表示接受麦克阿瑟的想法，来“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在会上，我与我的同僚们可能从你的见解和经验中获益匪浅”。12月17日，（在杜勒斯私邸这个方便的中立地点举行的会晤中）麦克阿瑟把一份长达几千言的备忘录交给了艾森豪威尔，其中的关键要点是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间的“双边会议”。美国将要求德国和朝鲜的统一，并由两大国保证它们的中立以及奥地利和日本的中立。要是苏联不接受：
我们就准备肃清北朝鲜的敌方军队，这一意图可以通过如下办法来实现：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境内的敌人军事集结点和军事设施，在战地散播适量的制造原子弹的副产品放射性物质，封闭从鸭绿江通向南方的敌人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同时在北朝鲜两面海岸进行两栖登陆。
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也将受到轰炸。
艾森豪威尔不加表态地听着，显然怕说什么话对麦克阿瑟加以鼓励或是否定。他最后说：
将军，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我将必须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国之间对这场战争进行下去是怎样理解的。假如我们准备轰炸鸭绿江那一边的基地，假如我们准备扩大战争，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冒犯整个……自由世界，或者背弃我们的信仰。
最不喜欢关于麦克阿瑟“秘密计划”消息的人，就是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向麦克阿瑟或任何有一项“合情合理计划”的人发难，请他们“立即”把这计划提交给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份彬彬有礼的短笺，请他把他的见解送到上级这里（尽管布雷德利没有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将级军官，麦克阿瑟仍然需要服从军纪。当一名将军不再担任现役职务时，他仍是一名军官）。麦克阿瑟没有照办，他的理由多少是站不住脚的：杜鲁门政府没有足够时间对他的计划加以任何有价值的利用。杜鲁门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艾森豪威尔的朝鲜之行，还是其同麦克阿瑟的会晤，都是在“哗众取宠”。
但是随着1953年开始，艾森豪威尔面临着即将离任的政府曾面临过的同样问题：如何设计出一个和平方案，它既能坚持把美国和联合国军带进战争的那些原则，同时又能让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乐于接受。
“亚洲人打亚洲人”
政府的更迭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带来了广泛地重新研究战争政策的机会，将军们和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很快就认识到了新任总统眼下的打算：他将把这场战争尽快地“朝鲜化”，来取代目前美国所起的主导作用。正如艾克在一次竞选讲话中所说：
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毫无道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觉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敌人。如果那里一定要打仗，那就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好了，我们则支持自由这一边。
在对大量的参谋部研究报告和阵地文件进行了修改调整之后，国防部的一致意见是，政府应当把韩国军队增至大约65.5万人，包括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这年年初，韩国军队有14个现役师）。人们希望新补充的这些部队可以让美国开始撤出一部分自己的士兵，尽管他们的装备还要留在日本以备紧急使用。为支持韩国这一扩大的防务机构，每年的代价大约是10亿美元，这一金额使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计划人员望而却步。但是到了1953年3月，大规模增强韩国军力的计划已经就绪了。
接着在1953年3月5日，发生了艾森豪威尔任职头一年中，在同共产党世界打交道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几乎30年来不可撼动的苏联强人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而突然死去。艾森豪威尔立即把他的死亡看作是为实现和平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无论俄国的新领导同斯大林时代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会完全盲从一个死去之人的那一套。”
但是在实现朝鲜和平之前，先得有几个星期小心翼翼而徒劳无益的外交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纵横捭阖。然而，敌人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现在的武库中已经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核武器。当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用于野战火炮口径的原子弹头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它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常常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都把使用原子弹当成不现实的方案加以反对。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没有准备马上提出使用这一新的战术核武器的正式建议，但是5月27日一份研究报告中一段措辞小心的文字，表明了他们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原子武器所能起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表明，有必要对目前在远东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加以重新评估。
从在远东建立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的广义观点来看，及时使用原子武器应视为是针对那些影响朝鲜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应作为与针对****和“满洲”的直接行动有关的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的另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指出，有必要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相信，如果不能恢复和完成停战会谈，联合国军就打算发动一场重大攻势。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参谋长们认为，时机的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其实施都必须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以海军封锁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次地面攻势的升级做法将会大大减少成功的机会。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凑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时，杜勒斯正在做一次中东和亚洲之行，他挑选印度作为讲坛来发出要使用原子武器的警告。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如果不能及早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满洲”的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了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暗示，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北朝鲜使用这种武器。
在另一个针对中国的行动中——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艾森豪威尔宣布第7舰队不再驻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这一命令表明我方并无侵略意图，”艾森豪威尔说，“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已受权增加由国民党游击队对大陆的袭击，这些游击队都是由美国人武装、训练和运送的。官方的新华社很快就大声抱怨“冒险的美帝国主义支持凶恶的走狗******”。据中国人自己统计，1953年头五个月，这种针对大陆发动的袭击就达200起以上。
新政府显然是在给共产党人一个诱因，以寻找一条战争出路。过不了多久，信号就要来了。
“小交换行动”
1952年12月，红十字会联盟在日内瓦开会时，曾经敦促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考虑交换伤病战俘作为对和平的“善意姿态”。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这并未引起公众多少注意。但是在东京，马克·克拉克将军看到了促成这个主意可能带来的宣传上的好处。1953年2月22日，这已经由克拉克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