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中国代表到达联合国时，联合国军正面临着节节败北的局面，并每时每刻都可能撤出朝鲜，中国已稳操胜券。惊慌失措的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他仅有的抉择是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放弃战争。
恰在此时，国务院收到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个试探，似乎有意开启和平谈判，这使国务院颇为惊诧。试探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的。中方的一位代表是“中国青年党”党员，该党是代表团中几个微不足道的非中共团体之一。此人一到成功湖，就与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就读的一位中国学生取得联系，这个学生又向他在国务院的一位熟人传话说，中国人愿意以非官方的方式交换“信息”。
国务院对此反应谨慎。中国在战场上已胜利在望，走后门与华盛顿会谈有何益处呢？国务院政策计划官员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奉命查寻这一线索。“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外交伎俩，他们可以矢口否认任何所说过的话，”查尔斯·马歇尔说道，“因为非常难以确定对方是在向你传递信息还是在有意误导。” 查尔斯·马歇尔很快就发现中国人的“试探”确凿有据，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的意图是阻止联合国通过谴责其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的决议案。国务院认为，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至关重要，其意义远超过外交上挤眉弄眼的小动作，便着手说服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
然而中国的这个“接头人”仍不罢休，他给查尔斯·马歇尔传话说，他会“试图保持接触”。国务院在回复中将了中国人一军。如查尔斯·马歇尔所说，如果此人确有中国政府非正式的授权，“他们（中共）就应释放一位以间谍罪名关押在上海监狱的美国人”。然而让华盛顿始料不及的是，那位被指控为间谍的美国人已经被枪决。至此，中美沟通的一线机缘也就不了了之。
1951年春季和夏初，“拉锯战”没完没了地进行，马修·李奇微将军的第8集团军缓慢地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就开始停战谈判进行试探。一个不利条件是政府还未承认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正如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于1951年5月所说：“我们不承认北京当局的自我标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它不是中国的。”艾奇逊在关于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也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和平谈判要跟谁谈。尽管中国人在作战中首当其冲，但北朝鲜人和苏联人在任何谈判中都想有发言权（尽管艾奇逊仍然认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莫斯科训练的共党”，他们对“莫斯科言听计从”）。艾奇逊向中国人做出了一个明白的暗示，即美国将持灵活态度。他说：“我们将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当局打交道。”尽管艾奇逊认为北京政权是一个“冒牌政府”，但美国别无他择：“你将和与你的军队打仗的当局打交道，而且如果他们希望停战的话，我认为与他们打交道是不成问题的。”
据艾奇逊说，美国“在想方设法，就像是一群猎狗在寻找线索”。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用了很长时间，企图与一位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对话，但都徒劳无益。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认为，他们从在成功湖的苏联人那里得到了一些信号。但在他们追根溯源之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谣传的和平接触的报道，苏联人便销声匿迹了。那年春季晚些时候，一位“拥有某些可靠凭证的”西欧人士暗示说，中国人将听取一项关于谈判的建议。
国务院就此讨论了很长时间，然后艾奇逊指定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必须以极度保密的方式进行。“麦卡锡主义当时十分活跃，” 查尔斯·马歇尔回顾说，“而且麦克阿瑟的吵闹为众目所瞩。处于这种敏感的环境，必须严守秘密。仅仅不多于五六位的主管部门人士知晓此事，且只进行了口头交代。”
为查尔斯·马歇尔制订的计划是隐名埋姓地前往香港，“寻找”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四位可能的中间人”。查尔斯·马歇尔带有一个信息，打算使中国人相信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消除分歧，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战略上的敌人”。查尔斯·马歇尔要去提醒共产党人，美国曾打算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留其驻华大使馆，正是美国最初曾拒绝对国民党人在台湾的庇护所提供保证，还有美国并未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查尔斯·马歇尔认识到中国新政府“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需要”，而这个角色落到了美国头上，双方在很长的时间里肯定会感受到朝鲜战争的“痛苦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不应在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查尔斯·马歇尔预言说，一旦目前的敌对行动减缓，双方便会建立有一定距离的关系，在此期间，“苏联很可能会取代美国，最终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这将为“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机会”。
然而马歇尔运气不佳，他抵达香港后无法转达他的信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四个关系中的两个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只有通过第三者的转接才能进行联系。（通过第三者传达信息使查尔斯·马歇尔避免面对面的接触。这样，如果中国人宣称他们的敌人在祈求和平，美国可以“矢口否认”。）查尔斯·马歇尔认为，由他们转达信息“太无把握”，但他最后还是给一家非共产党报纸的总编和毛泽东妻子的一位远亲留下了一些信息。然而，这些管道的作用充其量犹如把一封信塞进一个瓶子，然后从旧金山的码头扔到海里。后来有模糊不清的零散迹象表明，查尔斯·马歇尔的信息已传及中国领导层，但未出现任何公开的反应。因而华盛顿认为，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和谈的机会。
凯南的办法
1951年5月中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提出了一个想法。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的前官员、美国政府中的顶尖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正在离职期间，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撰写一部关于美苏关系的书。因而，凯南当时便不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成员。他是苏联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他敬待为一位言行客观坦正的学者和外交官，而非空话谎话连篇之徒。经艾奇逊同意，马修斯提议由凯南去见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并给他带去一个信息，大致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冲突，而美国人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似乎都在被中国人拖着走。如果在朝鲜实现停战和停火，也许是沿目前军队部署的战线停火，不是更为可取吗？凯南准备询问莫斯科如何看待形势。正如艾奇逊概述他的指示时所说：“如果要结束敌对行动，那么现在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
凯南给马立克手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会面，但未说明目的。几小时以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请凯南去他在长岛的夏季寓所用午餐。两人5月31日的会面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是在一开始时稍微尴尬一番，马立克把一个水果和葡萄酒的托盘打翻在自己腿上。在一定意义上，自1925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他用流畅的俄语同这位大使交谈，他知道马立克在这种试探性的晤面中不可能就如此敏感的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便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涉及了主题。马立克听凯南讲完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提议“让他对凯南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意思是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答，这表明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急欲实现和平。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5日，马立克又把凯南请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战争——这种说法过于拘泥于形式主义，凯南对此并未加以质疑——因此任何解决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我们大家谁也不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但这仍然带有一种神神叨叨的口气，使我们捉摸不定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我们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
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国务院向盟国的大使们隐瞒了与马立克接触的事，这是基于两个原因：避免产生虚假的希望，并防止泄密，以免有可能使这一主动行为付诸东流。比方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告诫大使们不要听信报界关于“和平试探”的任何消息。6月8日，另一位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征求盟国对和谈的看法时，没有提及向马立克做出的姿态。眼下的问题是，杜鲁门总统是否应就和平的条件发表任何讲话？如果有必要，他应以在朝鲜作战的16个国家的名义呢，还是以美国单方面的名义？希克森说，美国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事先束缚自己。因此，美国的想法是，停火的具体条件“应以笼统的措辞加以表达”，应该等待敌人表现出准备开始谈判时再提出细节。希克森的确说了，如果中国人愿意停止战斗，并同意大体上在三八线一带实现和解的话，就会为谈判打下基础。但由于中国人仍在战斗，他认为不存在立即停火的希望。希克森进一步说：“我们没有起草任何声明，我们愿意讨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向，对此我们也没有既定立场，只是要让敌人认识到并且愿意在取得一项体面的谈判解决之前，必须停止战斗。”
就美国的目的而言，重要的问题是，盟国的大使们已经允许华盛顿放手寻求停战。大使们希望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但具体事务应由国务院办理。
现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苏联进一步的答复。苏联人必须与北京和平壤的领导人商谈。这种沉默并未使国务院感到惊恐不安。实际上，苏联人的答复比预料的还要快，而且是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讲坛。联合国从创立时起，就发起了一个每周公共事务广播节目，所有的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苏联人一直对之不屑一顾。现在，马立克要求在6月23日的节目中给他安排时间。他在讲话中说——语法学家们可以把他的讲话方式称为第一国家人称——“苏联人民”相信，战争是能够平息的。马立克接着说：“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条件是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吗？马立克问道。“我认为能够，”他自问自答说，“只要有真诚的愿望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战斗。”（在美国分析人士看来，“流血”这个词表明中国人在战场上伤亡惨重。）
马立克的答复使国务院大吃一惊。当美国得知马立克要求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安排时间时，预料只会听到宣传性的夸大言辞。但在分析家们看来，广播讲话之后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迪安·腊斯克认为，苏联报刊和广播处理这个讲话的方式是“出色的表演”。两天以后，北京的报纸实际上宣布说，中国当局同意马立克的建议。但在此之后，中国人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北京电台说，如果美国人希望和平，他们就能够接受中国人的条件。马立克讲话中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比比皆是，这使美国外交官们迷惑不解。马立克提及“苏联人民”时，他实际上是不是指“苏联政府”呢？他在谈及“交战者”时又否认苏联有任何卷入，而中国人坚持被称为“志愿军”。据迪安·腊斯克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协调和理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解之谜。”当时，从马立克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澄清，因为这位大使“身体不适”，这是一种回避所不希望的谈话的外交手段。腊斯克指出了一些可疑之处，即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可能是宣传性的：“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苏联人的立场是一点一滴地显现出来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在多次请求之后获准会见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认为，朝鲜交战双方的军方代表应该仅就军事问题达成一项军事休战，不要涉及政治或领土问题。葛罗米柯坚持说，他全然不知中国对停火谈判的态度。
国务院认为，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人愿意与美国接近的一个信号，便着手在盟国中寻求支持。联合国的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第一个响应美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有权达成一项停火或休战而不必由联合国授权，只要谈判局限于军事问题，并且把谈判结果报告安理会。有军队在朝鲜的国家其大使们一致赞同谈判。
但五角大楼却从中作梗。6月28日，腊斯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简述了一个建议，即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广播讲话，邀请中国军队指挥官参加一个会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这将把联合国军置于乞求和平的境地。范登堡对在敌人正遭到“重创”时停止战斗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质询。但布雷德利认为，如果联合国放过了这个实现和平的机会，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就很成问题。柯林斯和谢尔曼表示同意，范登堡便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一个工作班子与国务院合作，为李奇微起草一份广播讲话稿。
李奇微在东京时间6月29日上午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它经过了精雕细琢：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奉命通知你们如下事宜：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战问题，条件是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并对维护停战予以充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