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糟糕的经理——呆伯特漫画里的“白痴老板”——消耗掉了第二阶段中期的人大量的时间。因为第二阶段的讨论通常是“我的老板让我的生活闹心”，没有什么比亚当斯笔下所描述的那样能更好地从内部角度解释这种思维的了。
我们采访亚当斯，问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工作得不开心，觉得他们不能发挥所长。“‘白痴老板’是系统必需的，”亚当斯说，“如果换个能真正关心员工的人，整个团队就会在他的带领下变得没有效率起来。你可以说诸如‘好吧，我们可以损失点利润。我们不想错过孩子们的小联盟比赛’。那为什么不把最后期限推后一点点呢？”
“只要让员工看见了管理者的软弱，那么所有人都会突然出现一个去世的亲人，他们不得不去参加葬礼。有时候适当冷漠和邪恶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的话，系统就会崩溃。”
在我们采访亚当斯，问及呆伯特类型的老板是什么样子时，经过深思熟虑，他说出“邪恶”这个词。“老板是很可怜的，因为我经常说，领导是需要深刻和天生的邪恶感的。你仔细想想，领导不就是为了让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吗？比如说，你不需要一个领袖告诉你：‘把这个美味的饼干吃了吧。’”
他继续道：“但是如果说‘我要让你在周末放弃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来工作，因为你这么做我就能拿到巨额奖金’呢？这就是邪恶。你试图让人们做不能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事情——并且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没有最大化。当你用你的‘领导’技能和普廷[ 格利高里·拉斯普廷（Rasputin），俄国著名的灵媒和信仰疗疾师，被认为有超自然力量。
]神力让他们屈从于你的意志时，他们也不得不做。领导的本质就是让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亚当斯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三阶段模板，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第三阶段的老板会催生第二个阶段的部落。同时，他也帮助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老板是白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工作呢？”
他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我曾在旧金山的克罗克银行工作，那时候我以为在一家大公司发生的事情，不一定会在另一家大公司里再次发生。一定是我自己在选择工作的事情上犯了什么错误。后来我换了很多工作，在不同的建筑物里工作，但困扰我的东西仍旧相似。”
“很多人写信问我，呆伯特第一次被创造出来是在什么时候。”他补充道，“他们在信里说我打消了他们换工作的念头，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亚当斯认为，当人们逐渐意识到“邪恶的老板”到处都是时，他们开始认同公司系统本身是无效的，“邪恶老板”只是公司DNA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注意，我们不会用“邪恶”来形容对任何一个阶段的看法。平心而论，我们认为亚当斯使用这个词是为了制造出戏剧性的效果。但问题是，类似“坏”“邪恶”和“错误”这类词汇在用作标签时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人们不能避免感性思考。）
第二阶段中期陷阱
尽管第二阶段往往是针对邪恶老板的一种应激性反应，但它有时也会因为别的原因而形成。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会归罪于学历不够、社交网络狭隘、政治手段欠缺、不能进行战略思考，或者没有一个能支持自己、让自己在业余时间为成功而工作的配偶。
在这些时候，大师亚当斯和部落领导力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希望是以友好方式。（我们试图让亚当斯保证，我们不会在呆伯特中变成新的恶棍，但他仅仅用邮件回复了个笑脸。）
对处于此阶段的人来说，“我的生活糟透了”似乎成了宿命——如果经理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又会找到新的理由来抱怨不开心。我们研究中的人不仅对“愚蠢的老板”抱怨，他们同时也对公司的名字（太长了以至于写邮件时要打半天字）、外界的温度（太热了）、打印机从他们按下打印键到拿到东西花费时间太长（事实上只需十秒）等发牢骚。
尽管我们只是在搜集数据，但我们发现，当听多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糟透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糟透了”。我们感觉自己被这些抱怨者拖入了第二阶段。
“我同事有狐臭。”我们听到这样的抱怨。
“那让他去看医生嘛。”我们想。
“我上司对我的朋友非常刻薄。”他们说。
我们很好奇：“这为什么会让你困扰呢？”
“地板太滑了。”我们听到这样的话。
“很显然是因为地板要打蜡嘛。”我们这么想。
听到的抱怨越多，我们越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因为不得不去倾听他们的抱怨。而事实上，没人能对第二阶段的抱怨免疫，即使他们只是在搜集资料而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很想弄清楚。抱怨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方式，而且他们没有抱怨就很难生活下去。当我们也落到第二阶段时，有个经理问我他能做什么，我们的建议是把“百忧解”[ 百忧解的学名为氟西汀（Fluoxetine），是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型的抗忧郁药，其药物形态为盐酸氟西汀（Fluoxetine hydrochloride），商品名为“百优解”或“百忧解”（Prozac）。在临床上用于成人忧郁症、强迫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治疗，还用于治疗具有或不具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症。
]投到饮水机里。（后来我们还是道歉了，虽然经理觉得这很好笑。）
事实上，第二阶段的人会竭尽全力来避免承担责任，他们会发明各种理由来证明所有的结局都是别人造成的。我们在公共讲座上发明了一种方法，能让人们很清楚地看到第二阶段是如何快速形成的。“我告诉你我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么糟糕，然后你得告诉我你也会如此。”我们对上百人这么说。我们开始于“我的生活很糟糕，因为我不得不在这儿跟你们在一起”。
起初，整个房间都充斥着震惊的沉默。人们环顾四周，拿起他们的杯子假装喝水，或尝试通过盯着地毯上的图案来装作没听到。
“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我得在这儿听你说！”有人会这么回复一句。尴尬的笑声阵阵，然后再次陷入尴尬的沉默。
“刚才是谁说的？”我们问道。没有人站出来——除了偶尔会有人指向那个人的方向。
我们继续追问：“谁的生活能比这更糟糕？”
“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我花了三个小时开车过来，就为了听这些废话！”有人会这样说。通常伴之而来的是阵阵笑声。笑声漂浮起来，这次持续的时间更长了。
“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我得跟我妈一起住！”
“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我的老板在这，我都不能说他的坏话！”
“我的生活糟透了，我得供养我那三个在私立学校里学习的孩子！”
“我的生活糟透了，我的公司又换了健康险计划了！”
意见回复得越来越快，笑声越来越响亮。最后，整个房间沸腾了。根据参会人员的不同类型（医生会礼貌点，销售人员就不会了），房间里会热闹得让我们不得不松开扣子，让他们离我们远点，大喊道：“OK！停下停下！”
在秩序恢复前，这群人会继续发泄。“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我一年得培训80个小时。”“我的生活糟透了，我居然有200个未读邮件！”
几乎每一次都像有个写好的脚本一样，有人会以这样的话结束这场讨论：“我的生活糟透了，因为这样的讨论我生活里每天都发生！”
没有一次不能形成第二阶段，虽然我们尝试了不同的人群：教会领袖们、州参议员、法官、大专院校、会计师、教练以及医生们。
指导意见：在提升部落文化时，不要攻击阴谋论。在第二阶段早期和中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命运操纵于别人之手，所以阴谋论极容易形成。熟悉前因后果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原因——对那些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原因保持警觉，会让人们觉得事情还处于可控状态。处在第二阶段的人告诉我们：“如果我能预知到某件事情的到来，我至少能有所准备。”因此阴谋论在第二阶段文化里深受欢迎（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因素过多，所以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容易传播）。我们听到的阴谋论包括：“他们打算关了我们部门”“公司要被卖了”以及“我们要被降薪10%”。经理们经常会尝试以否认来攻击这些阴谋论，以他们的个人信誉来担保。但这种方法似乎从来就不好用，因为人们会记得肯·莱（安然公司前CEO）曾保证过他们公司将复兴。我们经常提醒人们，第二阶段认为老板是邪恶的（斯科特·亚当斯的原话），因此，个人信用是没有意义的。而事实上，否认阴谋会被理解成欲盖弥彰。取而代之更好的方式是提升公司的文化，这点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会提到。一旦部落文化提升到第三阶段，这些阴谋论也会自动消失。
就是这样，无论你的教育程度如何，成功与否，如何才华横溢，或有野心或开明，第二阶段都会像陷阱一样等待着你。它从一个接一个的抱怨开始，很快每个人都只发表负面的评论。如滚雪球一般，最后整个团体都会加入。在我们的会议上，人们的笑声是对这种情况的加固。在公司部落里，这种讨论往往带着忧郁的情绪，如同电影中，英雄发现阴谋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自己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我们听到这样的评论：“他们正在削弱我们的利益”和“我们把食堂的补贴削减了”。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很快他们就会把我们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去”和“我听说他们决定要把这个办公室给裁掉”这类的流言蜚语。
我们希望教皇不会这样做。但在内心深处，我们相信他也会同样被拖下来，或者至少默许鼓励追随者这样做。只要人还在使用语言，第二阶段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指导建议：告诉人们我们很重视他们。第二阶段的语言归纳起来就是“我不被重视”。因此，人们感觉自己处于因果链条之外，是纯粹的路人，其部落文化也会强化存在感缺失。经理可以通过关注雇员个人兴趣或利益来打破这种文化，让他们不会觉得被忽视——最好别让他们认为只是走走形式。（例如，很多公司都有生日祝贺的惯例，对于此阶段的人而言，这不过是机械性的行为，并不表示公司很关注他。）一个知道雇员孩子的名字和年龄、知道雇员兴趣和爱好的老板，对于第二阶段的人来说，远远比那些表彰他们为“本月最佳员工”效果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