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砍了乔和灌，旱了米粮川
1979年1月18日，侯仁之参加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会上，他举了一个山西省中部汾河岸上的祁县的故事，引发了不少与会者的思考。
明代中期有个叫做阎绳芳的，在其文章《镇河楼记》中曾写到祁县的沙化过程。
祁县的东、西麓台和上、下帻诸山，在明代正德年间以前，林木茂密，山中泉水缓缓下流，汇为盘陀水，流为昌源河，长波澎湃，从六支、丰泽等村庄流入汾河。
每年六七月间，大雨不时下降，但为林木所蕴蓄，河水总是从固定的河床流下来，从不改道，而且长流水源源不绝，一年到头不见枯竭，沿河村庄都开浚支渠以溉田，祁县随之富饶。
到嘉靖初年，当地居民争相盖新房子，“南山之木，采无虚岁”，甚至有人到山里开采树木，大树小树无一幸免。
结果，到夏季暴雨来袭，水无所碍，横流直下，清晨落在南山的山顶，傍晚就冲到县北的平原上，流无定所，冲毁农田，使祁县农业受到极大冲击，减产七成。
侯仁之以此为例，道出祁县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有森林时何种情景，森林被毁后又是何等情景，对比之力量，令人唏嘘不止。
因此，在1990年参加完全国政协所组织的甘肃省“三北防护林”视察团归来不久，侯仁之看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助理执行主任在“环境2000年”国际会议上的警告：“如果按照目前砍伐森林的速度继续下去，人类将面临灾难。”深受触动的他联想到祁连山上水源涵养林不断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
当地百姓的流行谚语，是“祁连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山上一片林，山下数眼泉，砍了山上乔和灌，旱了山下米粮川。”
针对甘肃祁连山水源涵养林计划十年中的收效甚微，侯仁之呼吁：“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3.地理学史：那些群星闪耀的大师们
（1） 陈潢：经世致用
在撰写论文《靳辅治河始末》的过程中，侯仁之走进了靳辅治河的幕后推手陈潢的世界。
陈潢，生于清初，原籍浙江钱塘。自幼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其中水利问题位列其中，而又以黄河问题为最。
他对黄河的关注，并非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到黄河去实地考察，甚至一直上溯到宁夏。在得到靳辅青睐，入职为其幕僚后，他协助靳辅一起治理黄河，曾创下黄河十年之间安然无恙的奇迹。
他曾对靳辅说：“治河工程，不是自自在在坐在书斋里就可以进行的，必须是起早睡晚，迎风冒雨，忍饥耐寒，亲临工地，亲手操劳，可不是件容易事情。”
陈潢精通前人治黄理论，钻研不少著作，但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他对靳辅说：“如果不是亲自勘察，那么沿河地势的高低是不能知道的，水势的来去也是不能明白的，因此也就很难决定施工的程序。我想还是要亲自跋涉险阻，上下几千里，都要进行勘察，然后才有可能定出施工计划来。”
靳辅反驳说：“黄河和运河的形势书籍上都有记载，也有地图可以参考，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勘察呢？”
陈潢回答说：“古今黄河之为害虽然相同，但具体的措施不同，所以学习前人要学习其精神，如果按照书本的记载去治河，岂不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
靳辅深以为然，二人联手拟出了“筹河十疏”。
后因得罪豪强地主，陈潢被削去官职，郁郁而终。
死后三十年，故乡为其撰写个人小传：“潢喜与名士交，性慨爽，一言投契，挥手千金勿吝，至今受恩者语及潢，每为流涕。”
应该说，陈潢的“经世致用”“实地考察”等思想，对侯仁之影响极大。
他曾撰写《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梳理其治河之功。
（2） 郦道元：访渎搜渠
郦道元，河北涿县人。
少年时代曾随父宦游山东，并养成“访渎搜渠”的兴趣。
后为前人之《水经》为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书。
更重要的是，郦道元把每一条河流流经过的地方，都尽可能做了详尽的描述，而描述的范围，从地理常识一直到历史事实，内容翔实，文笔绚烂。
王先谦认为郦道元之注《水经》，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
侯仁之认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以看做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没有郦道元的那种“访渎搜渠”的精神，难以写成《水经注》。
在他看来，郦道元的价值，在于他在叙述中包含了大量的地理资料，有可能促进那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
以北京为例，根据《水经注》所提供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我们就有可能把1700多年前北京及其近郊的地理情况，进行“复原”，并且描绘到地图上。
在这样一幅图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城的城址和近郊历史的遗址以及原始的河流与湖泊的分布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北京近郊第一次出现的一些较大规模的改变自然情况的措施，例如分水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以及人工渠道的开凿等。
侯仁之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复原的北京地区最早的一张地图，也是我们全面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起点。
因此，他评价说，像《水经注》这样写作谨严、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的地理著作，从其时代来看，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是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
（3） 徐霞客：求知探险
“既归（指徐霞客从云南归来），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徐霞客生前好友陈函辉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如是写道。
如果要真正认识徐霞客的价值，需要还原当时的地理研究状况。
徐霞客，名弘祖，明朝末叶人，终年55岁，家住今天的江苏省江阴县南旸岐。其知名著作就是《徐霞客游记》——这是一本以优美的散文和日记为体裁的野外考察实录。
侯仁之认为，徐霞客之前，有关中国地理的书籍，多半讲的是疆域沿革、建置风俗，地方物产等，虽也有山川名目，但多半讲的不够具体，至于各种自然地理现象，绝少提及，不少皆以“祥瑞”“灾异”一笔带过。
至于从事地理写作的人，又常常固守书斋，只是把现成的材料加以排比纂辑，即使是这样，做好的也不多见，遑论实地考察。
徐霞客从小就喜欢涉猎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一类书籍，很早就想遍游五岳，迟至22岁开始自己的长途旅行。
之后的30多年间，他几乎常年旅行在外。
最初以登名山访胜迹为主，曾到过北方的泰山、嵩山、华山、恒山、五台山和北京的盘山，曾到过东南一带的黄山、庐山、天台山、雁荡山以及海上的珞珈山，福建的武夷山、九鲤湖，和广东的罗浮山。
51岁之后，直至去世前半年，他又经过浙江、江西、湖南，远走广西、贵州、云南，一直到了与缅甸交界的地方——此次出游，历时最长，路途最远，受苦最多，但其成就也最大，最为重要。
这时他已不是以探险搜奇为胜，而是更多地注意到了对各种地理现象的观察，举凡山脉、河流、岩石、土质、水源、气候以至火山、矿泉等自然地理特征，无一不在考察之列。他甚至还采集到了岩石和稀见的植物标本，作为研究参考。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他在徒步跋涉中进行的，旅途之中，他间或乘船，绝少骑马，有时还要肩负着自己的行李赶路程。他依靠了老农、樵夫、牧童、猎户以及深山采药的人和逃避红尘的僧道，探寻人迹罕至的地方，登危岩，历绝壁，涉洪流，探洞穴，冒狂风暴雨，行丛林绝迹，时而出生入死，常常忍饥挨饿”。
因此，侯仁之说：“由于徐霞客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把他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同时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
（4） 顾炎武：博学于文
如果说徐霞客的一生是“为求知而探险”，那么顾炎武的一生则算是“为气节而探险”。
在顾炎武50岁的时候，曾在昌平的旅途中写诗一首《五十初度时在昌平》：
居然濩落念无成，隙驷流萍度此生。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常随黄鹄翔山影，惯听青骢别塞声。
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在顾炎武27岁的时候，就开始搜集材料，计划同时写出两部著作，一部专讲地理，就是后世以手抄本流传的《肇域志》；一部是专论地方利弊，如河流水道、农田灌溉、工矿资源、交通运输、户口田赋、兵役徭役等，这就是后来刊刻行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对侯仁之影响最大的，是“他用力之勤，只参考的志书一项，就有一千余部，抄录的稿子积成四十余轶。”
同时，顾炎武提倡“实学”，逐渐树立起“经世致用”的大旗，与当时侈谈性理、崇尚虚浮的学风相对抗。他公然倡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并大声疾呼：“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他仆仆边塞二十余年，多为研究国防地理，以觅复国建国基地，一直不忘光复大汉河山。故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数次出国，五谒孝陵，六谒思陵”，最后定居于陕之华阴。
顾炎武认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及“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都是经过实地勘查之后，所获得的具体经验与论断。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其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思想，对侯仁之影响颇大。
据悉，顾炎武曾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及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民生利害者，莫不熟读精研。曾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
所以，他惟恐学不足，辨析名物，必穷究原委，深切不苟。负责任，肯用功。其所以能成一代儒宗，而获“清代经学之开山祖”的赞誉，就是由于力求实学，言行谨严，不附贰臣门下，及不受异族延致的安贫乐道为人师表的精神而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