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坦噶尼喀历史写在中国瓷器上”
郑和船队空前规模的远航，带来了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交流，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也为东非纪录了历史。“自10世纪以来，已被埋葬的（非洲）坦噶尼喀历史，是写在中国瓷器上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引用别人的这句话，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来说明郑和船队是“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他说：“中国人也许从未面临过贸易上的入超，这是因为丝绸、瓷器、漆器等到处受到欣赏，很适于交换任何中国人需要的东西”。还说：“中国人想从非洲得到的东西包括：象牙、犀牛角、成串的珍珠、香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从名义上的贡品中，得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一切奇异之物。他们通过赠送丝绸、瓷器、漆器等‘国礼’方式，毫无困难地‘支付’了这些贡品”。这是对郑和船队“朝贡贸易”性质的概括描述，实际上是进行物资交流，也即文化交流。李约瑟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所寻求的是与外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有系统地对未知世界的考察旅行”。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李约瑟这句话，阐明了中国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的实质，就是更有系统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李约瑟继续说：“中国人首要科学贡献，也许更在于他们所搜集的自然界中的罕见之物及奇禽异兽。中国人对长颈鹿极有兴趣即是一例。”还有“寻找新药”、“药用植物甚至包括庄稼”。事实的确如此。“其忽鲁谟斯，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縻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长乐天妃灵应碑记》。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郑和带去了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紵丝，以及新近发展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些都是独步世界的产品。至于铁鼎、铁铫、铜器也是大宗出口货物。铜钱、金银也随之外流。从印度洋运往中国的货物更是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洲胜览》等书统计，共158种。所有这些货物都是物质文明的交互辉映。香药、胡椒、苏木和珍宝、棉布占进口货物的多数，其中，有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出产的乳香、香脂、宝石、珊瑚、象牙、犀角、名马、颜料，波斯湾的珍珠、碾花琉璃，叙利亚的拂郎双刃刀，孟加拉的糖霜、戗金琉璃器，科泽科特的胡椒，印度棉布，还有科罗曼德的稁泥布、红八者蓝布、沙马打里布、红番布（西洋布）等四大名布。
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中说道：“郑和船队在东非海岸，主要是活动在索马里、肯尼亚，向南或涉及坦桑尼亚沿岸，而这一带正是发现明瓷最多的地区。因此，东非大量输入明瓷，显然是与郑和船队访问东非，以及东非一些国家来华朝贡事件有密切关系”。事实上，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明瓷出土。作为具有交流与探险双重目的的郑和下西洋，对丰富和扩大古人类尤其是古代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当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船队到达的国家，相互馈赠的事情无疑是非常多的。忽鲁谟斯国王除了给明朝皇帝金刚钻、猫儿眼等宝石外，还送了一只名叫“草上飞”的动物。它的形状像只玳瑁猫，性情纯善；但十分奇特的是，据说狮子见了它却立即俯伏在地。后因喂养不善，半道上死了。阿丹国王送了一只金冠，还用金叶打了表文，都请郑和带给了中国皇帝。郑和还带回了麒麟（长颈鹿）和多种新植物、新药品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今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一度引起了轰动，而这麒麟正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第二节 青花瓷工艺流传海外
尽管北宋已有青花瓷，但迟至元代它才开始崭露头角，而是到了明朝方才进入全盛时期的，从此替代龙泉青瓷成为外销瓷器中首屈一指的品牌货。究其原因，在于元代开始使用了进口的钴料苏麻离青。此料，在高濂的《遵生八牋》中另译作苏渤泥青。它是产于非洲索马里的一种钴料。郑和下西洋开辟的摩加迪沙、布腊（剌）瓦（哇）的直达航线，是否就与青花瓷的用料有关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苏麻离青的产地的确是在非洲。
郑和时代，所造青花瓷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纹饰精而且细，多呈缠枝花卉和瓜果状，次为云龙、飞禽。钴料苏渤泥青，发色明艳，料色直透釉骨，永不会脱落，釉面见有棕眼，一如橘皮。郑和船队满载出口货物中，尤以青花瓷为重。
苏渤泥青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明正德年间，已称此为回青。回青，又从云南输入。严从简的《珠域周咨录》说，苏门答腊向明朝贡物中，有石青、回回青。回回青和石青混用，可得上青、中青、真青等各种颜色。郑和时，为适应外销，广泛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大批货物运往东南亚，粗花碗、碟远销东非。伊斯兰国家对青花瓷更是情有独钟，所需之物，均具特色。明初的大盘、大罐具有中东风格，专供出口之用。双耳偏瓶、双耳折方瓶则仿自伊朗13世纪的式样。永乐年间所制之两端喇叭形、细腰中空的青花座，用来承放花盆、水罐的也是模仿三千多年前巴勒斯坦等地流行的青铜座，此等器物，已在叙利亚出土。还有仿造8世纪中东式样的伊斯兰式把杯。更有伊斯兰风格的执壶、笔盒和高足盃。笔盒呈长方形，盖式却取自中国，而其花纹、铭文则取自波斯。正德年间设计的“回器”，有着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其器物有盘、碗、笔山、深腹罐、炉、盒、烛台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20多件，尤以红彩书阿拉伯文瓷盘一件为稀世之珍。以上各件，均有中伊合璧的艺术风格。
明初，世界各地往往把青花瓷作为日用器皿和礼器。在加尔各答、巴黎保存有15世纪早期波斯抄本插图中，宴会用具和餐具都是中国青花瓷。缅甸则多将中国瓷罐埋在地下，或送佛庙供奉。菲律宾过节时才把青花瓷从窖中取出使用。阿拉伯、东非等地的寺院、墓柱把青花瓷嵌在墙上或柱上以供观赏和作为纪念物。蒙巴萨以北的基利菲清真寺大门上方就嵌有青花瓷盘。沙捞越和肯尼亚沿海，在高达5米的四、六或八角形的墓柱上镶有中国青花瓷。青花瓷在南海、印度洋各地，早已经超越其经济价值，而使其具有友谊的象征了。
国外多有仿效制造青花瓷的。埃及青花瓷的造型、纹饰与中国的雷同，只是器身则烧有阿拉伯工匠的名字罢了。孟加拉所仿造出的青花瓷，竟然作为贡礼送给明代朝廷。到了16世纪时，波斯阿巴斯王还从中国招聘了几百名瓷工制造青花瓷。至于欧洲造瓷，那是在1470年威尼斯的炼金术士安东尼奥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去的。
第三节 有关郑和航海的地理学著作
由于明初封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国力强盛，遂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此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地图学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郑和航海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如下两项贡献，即航海记录与地理著作问世。
尽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被人有意销毁，但是，经过后人的搜集，仍然留有《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篇目。《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但是，《针位编》却已经佚去了。明人黄省曾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可见其重要性了。
《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详细最早的海图，图上有针路——针位和航程。往返针路计109条。图上更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地名530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超过以往《岭外代答》等书的记载。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图”。
《针位编》记录了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类如航海手册。
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人员马欢写有《瀛涯胜览》、费信写有《星槎胜览》、巩珍写有《西洋番国志》和匡愚写的《华夷胜览》，就目前所知，还有此四种著作。
《瀛涯胜览》，写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不分卷。作者马欢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书中，“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全书分国叙写，国与国之间，大都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20个国家，所写详略不等。多写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随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明正统元年（1436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所增删，文字亦为之雅洁。1936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22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22国情况。作者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有航线，也有航行日程，还有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的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宣德九年（1434年），作者巩珍，曾随郑和下西洋。记载有20个国家，其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只是卷首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的序言写有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来定向，列有火长的职责，以及宝船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贮存等，对研究15世纪中国航海史来说，有极高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名匡愚。他是在业余时间将观察到的西洋各国山川形势，绘制成册的。今仅存张洪为此书所写的序文。序文中，流露了作者在书中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浡泥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
郑和航海之后，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域外地理和航海的著作：《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关于郑和航海记录的销毁，这里有必要再说几句。进入明朝中叶，朝廷中宦官与儒家官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把持的航海贸易无疑切断了儒家官僚们的财路，所以他们竭力阻挠海上贸易，一度使航海事业停滞。成化十三年（1477年），揽有大权的太监汪直寻取郑和的航海记录，有心重振中国航海事业。这时，兵部中郎刘大夏得知这个消息后，先汪一步将郑和的航海记录从朝廷档案中抽走了。刘大夏恶人先告状，向他的顶头上司报告郑和的航海记录丢失了。史书记载，有的说他把盗出的航海记录烧了，有的说藏了起来，后来不知去向何处。郑和航海记录丢失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明朝廷政治腐败，由鼎盛在一步步走向衰落。郑和航海记录的丢失，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大遗憾。
第四节 西洋吹制玻璃工艺传入中国
《事物原会》说：明初，“三宝太监下西洋”，携烧玻璃（最早译为玻瓈）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瓈顿贱。烧者有气眼而轻。于是这被带来的阿拉伯的玻璃工匠，在中国传授了烧制钠钾玻璃的新工艺。从此，能适应骤冷骤热的各种玻璃器皿开始在中国大批量生产了。
明末，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在介绍玻璃来源时说，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莹彻与水晶相似，碾开有雨点花香者为真，炼丹家亦用之。用药料烧成者，有气眼而轻”。因为玻璃来自阿拉伯、印度，又是从海上输入的，所以叫南番。药料烧制成的玻璃特点是：“轻而有气眼，与琉璃相似”，又叫假宝石。“宝石有伪者，用料药烧成，好者与真无异，但红色者岁久则淡，中有水裂纹，所以可辨也”。
郑和所带来的玻璃工匠传授的技术，超过了此前古代两次外来技术的传入。当时，吹制玻璃的地点，可能是在广州、苏州，以及山东淄川颜神镇。淄川玻璃以青帘为贵，是以水晶（石英）和回青配方烧炼，可得艳丽的花绀青。后来，康熙时蓝彩中的宝石蓝即缘此而生，其原料仍旧是回青和蓝宝石，而这些原料来自伊斯兰国家，以及非洲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