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及其标志
应中国革命而生并服务于这一革命的毛泽东哲学，其形成、产生、发展过程与这一哲学的创立者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同步，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政治上实现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同时，在哲学上也完成了从旧哲学向辩证唯物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毛泽东哲学形成、产生的过程；新质东西的确立，同时是旧质东西的被取代，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首肯表明了他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决裂，而与旧哲学决裂的终点就是新哲学建立的起点。
从其创立者本身条件看，毛泽东哲学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诞生，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经过发展达到质变的结果。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早期思想有着宽广的渊源：中国古典哲学和近代哲学，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新康德主义哲学，其他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启蒙思想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1910年秋至1918年秋这一段时间内，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行程是：由客观唯心主义的无我论进到主观主义的唯我论，再从唯心论进到心物二元论，并以二元论为契机开始向唯物主义过渡。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还持“宇宙之真理”为“本源者”，它“各具于人人之心中”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但在以后不久毛泽东就从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转变到主观唯心主义和心物二元论。这表露在他研读柏格森的《伦理学原理》时所写下的批语中。在批语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惟我”，另一方面又强调精神与物质“乃共存者”。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的形成标志和发展阶段的，因为毛泽东一生只是在1937年编写过一本哲学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有关章节），它几乎是毛泽东绝无仅有的哲学专著，若以它为标志，那么它既标志毛泽东哲学的形成，也同时标志毛泽东哲学的成熟和终结。由于特殊性使然，判定毛泽东的哲学是否形成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毛泽东哲学的创立者已经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有基本的掌握。二、毛泽东哲学的创立者能适用这些基本理论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之加以考察，就可以把毛泽东哲学的形成标志确定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
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从而肯定“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他又写道：“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无“有一毫之创作”。“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但有变化而已”。
“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由于毛泽东此时非常注重“实现自我”，注重“致力于现实者”，这就推动他从心物二元论中很快脱出而转向唯物一元论。在这一过渡、转变时期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唯心主义观念与唯物主义的观念相杂并存，其中既含有主张“变”、“动”、“差别”、“竞争”、“抵抗”的丰富辩证法因素，又有“我即宇宙”、“生即死”、“阳即阴”、“万即一”的浓厚相对主义色彩；既具有重行贵知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成分，又含有“愚人不得大本者”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征状。历史观以圣贤创世的唯心主义为主导，伦理观则是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存，政治观已从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向激进的民主主义方向发展。他早期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法因素，为他转变到接受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他的政治思想的激进则使这个转变异常迅速。
1918年秋至1921年春，是毛泽东完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飞跃的关键时期。1918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就处于质变的阶段。通过两年多的独立思考和探索，他的整个思维模式、整个哲学思想体系开始发生革命性转换。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达到新质哲学意义上的理性自觉，尤其对现存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和批判，对社会的客观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比较淸醒的估计。在为《湘江评论》写的一篇述评性文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毛泽东对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作了一个总结性评价。他指出：“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空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的出版物，“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毛泽东认为，要求“合乎真理”，不仅要有研究精神，更要有“批评”精神，要“自由讨论学术”，反对“独断态度”，竭力打破“思想界的强权”；要以“狂妄”精神，“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去发明创造出“真确的学理”。在其思想发展方向上，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最好的出路，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在革命怒潮东行之时，“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表明中国人“醒觉了”。而只要中国人努力，“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注重理论联系现实，强调实地调查和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的重要性，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辩证的思想方法。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毛泽东对自己的哲学水准作了自我鉴定，极为赞同罗学瓒提出的应舍掉“引起思想混乱”的“四种迷”的主张，认为感情迷、部分迷、一时迷和主观迷“这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决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不可“以部分概全体”，不可“以一时概永久”，不可“以主观概客观”。这表明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能够在社会现实中把握事物具体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他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政治、经济的解放，在于“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社会革命的原因产生于社会内部：“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并预料“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基本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还不系统或不充分完备。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人“脱离不了社会的生活”，认识到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认识到“人类解放”、“世界革命”的潮流无任是什么人物和力量都“不能阻住”。同时，毛泽东在讨论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时，已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在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表露更是明显。他在阐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在详细批判罗素的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及蒲鲁东无政府之新式革命后，进而主张俄式的革命，赞成马克思的方法，赞成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并明确地提出应把唯物史观作为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在1921年元旦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是他在参加社会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数年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时的活生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抛弃了从精神方面探寻宇宙“大本大源”的思辨哲学，抛弃了希望“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来救世的圣贤创世观，其进化论的观点也在被改造和升华为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革命论。虽然在此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些缺陷和不成熟的东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具体道路的认识，对无产阶级等问题的认识也还不甚深刻，甚至模糊，这一方面表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还不可能将这些理论问题预先地提出来，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上、政治上落后的中国，其思想文化，其意识形态的落后，也鲜明地反映在该社会先进人物的认识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内通过对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已经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他的哲学思想就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的时期。
毛泽东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索求和自我批判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哲学思想达到辩证唯物主义水平，虽然不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是在批判旧理论中创立了新理论，也不象他的友人黎锦熙曾指出的那样，是在研究各个哲学学派的基础上“综合地创造一种自己爱用得着的哲学”，而只是学到和掌握了新理论，但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最终都殊途同归：都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南，也就是从理论上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因此，1920年底至1921年初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毛泽东在这一时间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及其他场合表露的关于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理论标志，与此相应，毛泽东着手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等等则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实践标志。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代表农民和工人利益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为毛泽东整个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作始者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诞生、形成之初，如历史上一切新生的东西一样，必定是原始的、简单的、内容不很丰富的，并且还带有脱胎的痕迹，但它在后来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上）
毛泽东哲学自产生以后，在自己的发展行程中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的风格和内容？这种特有风格，与毛泽东一生所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经历紧密相关；这种特有内容，也为毛泽东所领导的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所规定。因此，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创造，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与其创立者毛泽东从事中国革命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历史相始终。这种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及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哲学，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相应地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起至1956年止；第二阶段从1957年起至1976年止。
毛泽东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等这些循序演进的重大历史事件，则将这一阶段编织成为一整幅壮丽的历史图景。作为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哲学从形成、诞生到发展成熟全在这一阶段之内，毛泽东哲学最灿烂辉煌的时期也在这一阶段之内，因此这一阶段显得特别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斯（1921-1927），毛泽东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哲学产生、形成后的第一个历史使命，就是如何认识和指导行将展开的中国革命，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目的、任务和前途等问題的独到见解上，体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政策和策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