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这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一切客观事实中，我认为，对于文学史最有意义的客观事实恰恰是主要的文学作品成果都并非这种干涉的结果。粗暴的干涉不会造成作品，我想可以说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写文学史，我们不能从这里面去找灵感。解放以来出版的好作品很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合乎规律的表现，而任何优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挥棒造出来的或批判出来的。种种批判、种种运动，在文学生活的实际经历（这不等于文学史）上发生过各种影响是一回事，当代文学的主要成果的产生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贬低这些批判，许多批判是合理的，或有其合理内核的，而是尊重客观事实。《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难道是哪一次批判产生出来的吗？对建国以来的作家作品（当然是值得写进文学史的作家作品）要作认真的研究，这才是文学史工作者的大事。如果注意力放在每年发生什么事件，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那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这样做，主观上即使是想纠正某些错误的批判，实际上反而是向它们投降，承认它们有它们所不可能有的作用。我们对非文学的因素的力量不能估计过高。写文学史不能感情用事。文学史家不能是感情家。政治上的各种因素表面上造成各种纷扰，影响作家作品的生产，但它不能构成文学的主流。总之，不能靠指挥棒去生产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去解释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来衡量文学的成就。如果说只用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评论、解说或总结，我想对于文学史还是太过分了。文学史实际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担负这样的任务。研究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30年时间未免太短了，并且这是另一种历史研究，恐怕未必是文学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章。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当代作品的产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决定的意义，但社会主义社会与指挥棒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也许，时间隔得愈久愈能看清楚这一点。比方说，左联时代曾经产生过《子夜》和其他不少优秀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和作家自己的创作。左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难道能说这些作品是左联“领导”出来的吗？难道我们现在写当时的文学史，能够不去研究当时的作家和作品，而去研究左联的会议记录吗？
我想文学史还是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的关系，要从这些方面做很多的研究。这些方面，我们过去功夫下得很不够。如果不是对作品下功夫研究，那么即使对每次政治运动都能作出正确的鉴定，这样的文学史也没有多大价值。
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潮流，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甚至一种政治思潮、哲学思潮，一种世界观，以什么方式影响文学，也是很复杂的现象，不能以编年史的办法来说明，例如19世纪的文学，毕竟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界线，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的诗歌和小说。马克思主义在什么范围内，经过什么途径影响到广大的文学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我想它是通过社会运动影响到作家，是有了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以后才影响到作家的。革命在一个国家胜利了，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作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尚且没有导致文学史上的分期，可见思想潮流对作家的影响是有限的，何况一种决议、命令，那影响更有限了。
为了写出有科学价值的当代文学史，我想不必过于急躁。现在高等学校已编写出两部当代文学史，已经定稿或将要定稿，这就可以暂时多少满足社会上的需要。文学所可以后来居上。不必匆匆忙忙地写出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的文学史，充满社会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过去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清理，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要写出一部真正有科学水平和文学水平的当代文学史来，这样编写的文学史会使读者得到长久的深刻的教育。
这些意见可能很不正确，现在提出来请大家考虑、讨论一下，究竟哪些意见可以参考，哪些必须拒绝，最后还是由文学所决定。特别是由负责编写的同志决定。我保证言行一致，除了提出供参考的意见以外，不作任何行政的干预。
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
胡乔木
刚才安岗同志说到，这次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会，是我们国家新闻界30年来的一个盛会。我首先祝贺新闻学会的成立。成立的日子正是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第一个春节的前夜，我祝贺在座的各位同志身体好、工作好！
在新闻学会成立以前不久，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有一部分是说到新闻工作的。其他的部分，也是跟新闻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这次新闻学会成立的时间确实选得很好，这表示新闻学会的工作，一定会像大家所愿望的那样，发展得很顺利。
我和新闻工作发生过一些关系。可是，应该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正式的新闻工作者。在参加革命以后，我在北平曾经办过一个小报。这个小报不成为一个正式的报纸。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经常跑印刷厂，知道编辑排版是怎么一回事，校对印刷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在上海还办过一次同类的小报。除此之外，我所做的，跟新闻工作都只有比较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我当新闻学会的名誉会长，给我这样一个荣誉，很不敢当。在座的有许多的老前辈，他们才是中国的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参加了中国新闻工作的开创事业，或者是参加了革命的新闻工作、进步的新闻工作的开创事业。我要向他们学习。
现在，这方面的话不说了。既然大家给我这样一个不尽适当的荣誉，又要我讲几句话，我就把我想到的对目前新闻工作的一点希望，在这里稍微说几句。
在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后，曾经着重地说到安定团结以及党的领导的问题。在说到安定团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新闻工作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希望我们的报纸、刊物成为我们国家、我们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我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说的对当前新闻工作的希望，也就是完满地实现邓小平同志向我们提出的号召。
我们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安定团结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我记得，高尔基在回忆列宁遇到暗杀以后，高尔基去看望他，列宁就说过，任何人都是按照他的思想行动的。这就是说，那个暗杀列宁的人，尽管是那么一个坏蛋，可是她也还是按照她的思想，来干出这样一个卑鄙的凶恶的勾当的。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蒸蒸日上，能够像大家所祝愿的那样一日千里地前进，如果不努力从思想上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以致某些妨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很顺利。而当我们不能顺利地达到预定目的的时候，又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人们就会争论，为什么我们现在进步得这样慢？就会争论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还是那样的原因，等等。所以，希望实现四个现代化，希望迅速地顺利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不着重地考虑，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为这种政治局面奠定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沉痛的教训。可是，对于一部分同志来说，对于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青年来说，这个教训似乎还不够，有人甚至于认为还是应该那样去否定一切，结成某种形式的派别，继续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在这些人中间，首先就有“四人帮”的各种形式的残余，他们在一些地方还是一股危害安定团结的不可小看的力量。不过一般说来，这部分人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比较小，应该说，新闻界的同志对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对他们的斗争在过去几年中间有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另外一方面，还有另一部分人也在结成形形色色的小派别，他们不是“四人帮”的残余，但是他们实际上也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中有些人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主张“继续革命”。我想在座的同志，大概都会同意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是非常荒谬的。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顾问提的，他是“四人帮”的一伙，是个对于中国革命犯了严重罪行的人。提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现在，对于一些人，刚才说的那些人，从十年破坏中没有得到应有教训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吗？在他们看来，现在的领导者是不能够领导四个现代化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改变这个领导，就得“继续革命”。各种制度、各种领导组织，一切都要重新评价，重新辩论，重新开始。如果你反对，那就是反对民主。这一部分人的人数很少，但是能量不算很小，他们造成了不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而且，对于这个思想潮流，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看法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想就此多说几句。
小平同志说，对于这部分人不能够低估。确实是不能够低估。他们是很少数人，可是他们有许多特点。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组织是秘密的。他们的这些秘密组织在全国是互相联系的。他们有相当的纲领和“理论”。虽然各个组织的纲领和“理论”不完全相同，但是有许多是相同的。他们为实现这些纲领，有各种策略；并且，他们在不断地按照不同的形势来研究和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些人在社会上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相当一些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他们怀有同情，甚至加以支持，虽然这些人一般地并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内情。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尽管现在，像小平同志在报告开头部分所说的那样，在过去三年里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些进步，都了解这些进步，都承认这些进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进步中的每一步都要进行很大的斗争，要做很多很艰苦的工作才能够实现。当然，三年是一个很短促的时间，不可能做很多的事。并且，这三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面，任何人都难免不在他们的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够说三年来的工作都完全正确，都叫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这三年工作，当然还不足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打消由于过去十年我们所经历的曲折而引起的怀疑、失望和不满。要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生的不信任、怀疑、失望、不满都打消，这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到那个时候，他们会重新感觉到，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各方面都充满希望，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前途充满信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一天。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一些问题，一些叫人不满意、叫人失望的事情。固然，无论在哪一天，都会有这些事情，不过现在更多一些。这样，就使得安定团结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刚才我是从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来说这个问题的。但这还不够。要观察我们社会上、政治上所存在的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要看到更大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