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以免造成阶级斗争本身的混乱，造成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混乱，阶级内部的混乱。不能随心所欲地，不是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本身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客观历史现象。有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身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要看是什么阶级，按什么目的发动的，目标对着谁的，这个斗争的基础是什么，经济基础是什么，历史基础是什么？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是为了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必然适得其反，因为这违反了历史的需要。这样的阶级斗争当然要造成社会政治的极大的不安定。这十多年的历史，同1956年前七年的历史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或所谓的阶级斗争是违反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本身就是障碍。这样的阶级斗争必然要造成社会政治的不安定。这同1949年到1956年进行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效果、社会政治的效果完全相反。这个历史对比非常明显。这里容不得任何的诡辩，也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说明，就可以看出事实的真相。大家认为，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使社会生产力有个大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这是我们党花了很大代价所得来的经验教训。
正确处理党内是非关系，也非常重要。不能把党内是非斗争轻易提成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我们用了“路线斗争”这个概念，正确表达了那个事物的实质。可是当这个名词被滥用的时候，这个名词的含义就变得不清楚了。不做分析，不加区别，对什么问题一律搞所谓路线斗争，就使党内生活长期处于不稳定、不正常状态。我们说要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最大的辫子、棍子，不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路线斗争”吗？按照他们的旨意去进行“路线斗争”，是非界限混淆了，以至于是变成非，非变成是了。按照他们的说法：错误路线，一切都错，反过来说，正确路线，一切都对。这种说法和做法，这种用语造成的习惯，使党内各方面、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造成很大的不安定、不团结，而且造成很大的紧张和不正常。
我们不是要混淆是非界限，是非界限不应该混淆。但当我们要分清是非界限的时候，被他们的“路线斗争”一干扰，就常常不是有助于弄清是非问题，而是造成一种气氛，不是实事求是地讨论是非问题，以致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也混淆了，搞不清楚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他是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逝世的。他逝世时，情况很悲惨。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同时，不也是同滥用路线斗争概念相关的吗？这还不足以说明，任意用路线斗争概念，对党内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很大的坏处吗？今后，党内还会有思想斗争，但是不能把任何思想斗争都说成是路线斗争。正如刚才说的，不要把阶级斗争滥用、扩大一样，党内路线斗争也不要任意滥用、扩大。否则，党内就会不安定、不团结。党内不能安定、不能团结，社会也就不能安定、不能团结。所以，当我们说哪个单位的“路线斗争盖子未揭开”的时候，最好事先多想想用语是否准确，是否合乎实际，如果不准确，就不要用危言耸听的语言。这极不利于党内党外的安定团结，也不利于把是非弄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分寸，超过一定的分寸，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不正确的用语使有关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认识。我们无论对现状，或是对历史，最好通过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由此得到帮助，养成在政治生活中严格使用概念、术语，使之能够如实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习惯。
其次，就是要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既然叫做经济规律，就是客观的，本来没有什么主观的规律，主观的东西不能成为规律。我们曾经有过相当高速度的、稳定持久的、有计划的发展，也曾经有过一些失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没有经验。1956年前有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后来反而没有经验了？这要作历史的分析。1956年前，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是占绝对优势，农业还主要是小农经济，工商业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搞改造。另一方面，还没有学会领导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还缺少经验。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同志们应看到这是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问题是在工作中已发现了错误，进行了纠正，但是未能把所得的结论作为以后指导工作的基础。所以，公报说，工作指导上有错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是很复杂的事。1956年前，发展较快，当时规模较小。现在条件好了，可是面临的困难并不比当时少。除了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遗留的后果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究竟如何有效地领导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包含很多复杂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公报讲：毛主席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到现在还保持着它的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来的绝大部分问题现在还是存在的，还需要按当时提出的基本方针，在新的条件下加以解决。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两方面，就是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像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党与非党关系，以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就能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现在所必须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处理好，就决定于我们是否掌握了客观经济规律。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就经济体制、管理经济的方法、农业政策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讨论，现在因为限于时间，不能多谈了。会议着重讨论了农业政策，一些长时间争论不清的问题，在会上得到了解决。我们曾有一个口号叫“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两句话是很好的话，内容很好，语言也很好，是“格言诗”。但有了这两句很好的话，不等于把实际问题讲清楚了。就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名词也可以很好，但如使用时没弄清它的界限，就不能成为有助于我们前进的武器。这两句话也有这个问题。什么叫堵住资本主义的路？什么叫资本主义？应该把它弄清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村有没有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当然有，决不能说没有。但是，从1956年到现在，二十多年的历史，经过各种各样长期、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拥护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劳动改造已经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都在搞资本主义。什么叫搞资本主义？把副业，甚至是正业，除了种粮食以外，搞了其他经济作物，没有按当地的规定去种植，都叫做“资本主义”。行吗？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副业经营是社会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还不是补充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业，是国家宪法上规定的，党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资本主义？所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有的，但不能描写成为到处都是，以至为了堵所谓资本主义的路，把所有的门路都堵起来，只留一个门。像我们这个会场，有几千人在开会，能只留一个门吗？一旦发生意外出得去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分清。社会主义经济的分配原则，也曾被许多地方在很长时间内认为是资本主义原则。如不把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分清楚，那么，农业经济就很难发展。
当前问题很多。要高速地发展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会受到许多限制。中央已经进行了很大努力，采取许多重大的步骤，可以保证我们的经济以过去没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但在前进道路上有很多困难。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后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这两次会议考虑到多年存在的工业品价格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解放以来虽有过多次调整，但幅度都还不大，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作了决定，坚决调整农产品和农用工业品价格。公报已经说清楚了。但是工农业产品比价问题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全解决。工业部门也存在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应当承认，近几年内，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全党工作的重点一转移就都能马上解决。我们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可以利用外国贷款，采取其他一些国际流行的方式。要发展进出口贸易就需要把港口大大扩大，但不是很短时间能够实现的。交通运输有很多薄弱的地方。电力还有很大缺口。这些都造成一系列矛盾。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农业方面提高粮价的问题，限制征购数量的问题，落后地区援助的问题，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的问题，城市里待业人口安排就业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个解决。基本建设中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问题，就是办了工厂没有一些必要的配套设施——生活设施、交通设施、商业设施。城市居民住房严重困难。我们社会科学院除极少数同志外，都有住房困难的问题。城市很大一部分低工资的职工，工资需要调整。其他如环境污染、卫生、教育、科学，问题非常多，无论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都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解决，都很迫切，有些问题简直一天都不能等待。为着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不得不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作适当安排。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不管人民生活问题，而专门去搞经济建设。如果不管这些问题，经济建设就发展不起来。但能否短期都解决？同志们知道，这确是很困难的。中央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一步一步地解决。不是用“逐步解决”的空话来搪塞，而是切实动手一个一个地解决。我们应当对国家的形势有全面了解。人民和政府之间需要互相谅解，才能使国家一步步前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都会比较快的。总之，解决了两个根本前提：一定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长期的安定），一定要真正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是长期的，无论何时，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政策都是长期的，只要这样，经济建设一定会顺利发展的。
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需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进行适当改革。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决定了三条：
（一）对物质利益，大家认定：生产关系就是物质利益的关系，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谈生产关系，分配上，物质鼓励应当与精神鼓励相结合，不允许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过去不承认物质利益，取消物质鼓励，这样，精神鼓励也必然落空了。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有什么精神鼓励呢？有的只是精神打击，不该鼓励的受到鼓励，应该鼓励的反而受到打击。现在承认物质利益是经济关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精神鼓励。大家积极性上来了，就有创造性了。发明创造，各种优秀的劳动成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成果，既得到物质鼓励又会得到精神鼓励。
（二）强调民主和法制的作用。报纸刊物上讲了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三）会上还强调了分工负责的重要性。在公报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还有其他同志的讲话，都讲到权力过于集中对我们不利。权力过于集中，不但会产生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而且使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不可能有什么效率。权力过于集中，人们无权解决问题，就不会产生专家，产生熟练劳动者。而且，缺少分工负责，劳动秩序也不会好。分工的发展是多方面的现象，工业中要发展专业公司，劳动组织中要求建立各种制度，国家机关也要求建立各种制度。要分级、分权、分工、分人负责，这样才能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权力过于集中，也就是刚才讲的比喻，只有一个门，假如发生紧急状态，就没法排队出去，就会造成悲惨的后果。要实行个人负责制，如果什么事都要请示、盖章，劳动生产率、工作效率就不能提高，四个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当然，如果权力过于分散，同样也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