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指出，这里提出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本来意义讲，社会科学与政治从来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就是“皆欲以其学易天下”。我们当初参加共产党也就是参加政治斗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今天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政治”有戒心，是因为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而心有余悸。胡乔木指明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实是：对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和坚持‘三不主义’的问题；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则是一个对科学的态度和对党的信任问题。”胡乔木要求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定地信任党，不必有顾虑。
第三，关于党性、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解放的一致性
胡乔木指出：“有的同志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设置‘禁区’混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损害安定团结。”胡乔木要求“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克服知识分子容易有的摇摆性，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于党员来说，还应当有党性，就是坚持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自觉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这个基础上，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在党内展开讨论，但是在行动上，必须与党保持一致，不允许有公开同党唱反调的行为。”
第四，要善于学习
胡乔木说：要当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善于学习。胡乔木分析了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科学队伍的缺陷，诚恳殷切地希望“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个浓厚的学习空气，无论老年、中年、青年同志，大家都能刻苦学习，在比较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系统掌握一个学科中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不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胡乔木进而提出更高的标准，指出：“严格说来，知识的积累只是向我们提供了思想方法和思想资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为此而不断思考问题，探索前进的道路，以此作为自己的志趣，而不是仅限于掌握知识、传授知识。”
第五，要不断创新，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努力
胡乔木从对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对我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作出估计。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处在蓬勃发展的起点，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科学还十分落后，主要是我们在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方面，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胡乔木展望我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加倍地发奋努力”的目标和应该倡导的研究方法。胡乔木说的这一段话带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马列主义与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相结合，通过深刻认识今日中国所独有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对这些独特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树立雄心壮志，不但要努力谋求在物质生产上赶上乃至超过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在精神文明上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出一种最合理、最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样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提出的问题，因之它必然带有极浓厚的中国的特色：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我们的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指针，就使我们能够无所畏惧地深入现实，探索未来。社会主义向我们提供了深入实际、研究分析的良好条件。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包括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由这两条宗旨出发就决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实用主义。我们既要借鉴国外社会科学不断开创的边缘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数量分析、比较研究等可取之处，又要坚持为人民的立场观点，反对那种方法十分先进，课题却没有重大意义，只讲微观世界、看不见宏观世界的钻牛角尖的繁琐研究。我们要重视资料数据，注重数量分析，把数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同时又要在选择可变因素和如何计量上有我们的特点，并看到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避免机械论。我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中，历来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重视个人的社会责任；在认识论上，重视行与知的关系，重视具体真理，重视辩证思想（哪怕原始、朴素的辩证思想）；我国的史学从来重视历代经济状况的考察；我国的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科学要努力发展的一些特色。对这方面的认识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向全世界社会科学的成就学习。在这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形成中国学派。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只要我们能干出成绩来，就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它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我们完全有这样的志气和信心。
胡乔木最后讲了1980年及其后一二年为实现社会科学院的方针任务需要做的几项主要工作。胡乔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措施：（一）改进我院的工作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二）修订和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规划，准备召开全国规划会议。（三）充实和加强研究队伍。（四）要努力改善科研和物质生活条件。（五）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六）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在讲话的最后，胡乔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地指出：
我国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条件已经大致具备了，虽然目前在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但是这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只要我们受党委托负责领导社会科学事业的同志，能够学得聪明一点，努力学会按照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规律来领导社会科学事业，只要我们广大党员都能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模范，巩固和促进安定团结的模范，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就一定会发达兴旺起来！同时，胡乔木又深刻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他说：“我国到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新学，只是到五四运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思想面貌才出现了飞速的变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中国，是难以在几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型、转入现代社会的。与此同时进行着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也不是短短几十年就得以完成的。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像其他工作一样，终究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仅以社会科学内一个学科打基础来说，恐怕就需要十年的时间；要初步建立起一个学科，没有另外十年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力争好中求快，争取在今后八至十年内，为我国社会科学打下一个比较宽广坚实的基础。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十分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这一篇讲话虽是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后工作讲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具体工作的指导。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两年多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实践的总结，相当全面地体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性质、现状和任务、规律的认识，概括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组织、管理的经验，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告别社会科学院
胡乔木在党代会上的这篇讲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告别演说。1978年年底，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并兼任“毛办”（即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80年1月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中央和相关部门担负的这许多重要工作，使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顾及社会科学院的全面工作了。他要把这副担子交给他的后任。这篇讲话正是对后继者作了一个全面交待。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的工作基本上是沿着这篇讲话提出的方向和路径继续发展的。
1980年，胡乔木还是勉力兼顾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到12月，实在无法分身再管了，他就向中央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我目前工作和身体的实际情况，我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为此，提请中央批准我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改任顾问（兼职）”。中央批准了胡乔木的请求。
因为工作太忙，胡乔木不得不同他“恋爱”的对象“分手”，集中精力去完成中央交给他的许多繁重的任务。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同社会科学院脱钩。他还是继续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倾注他的心血。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创办，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名义，胡乔木一直担任到1982年4月。1982年5月起，马洪继任院长，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1985年6月起，胡乔木又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长。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统揽全局，解放思想，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为社会科学院建构了框架，开创了道路，组织和培养了队伍，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奠定了基础。胡乔木的开创之功是永不磨灭的。著名学者任继愈由衷地赞誉胡乔木“是才与学相副的一位”、“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有今天的规模，并成为全国几个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基础是乔木同志领导社会科学院时奠定的。”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评论说：“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他伟大的革命实践表明胡乔木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公认的当代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社会科学大家，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1982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会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说：“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年来院的工作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出版的期刊数都比1966年学部时增长了一倍，出版的著作比学部二十多年出版的总和多一倍。”《汇报提纲》还总结说：“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法、民族、语言、考古、国际问题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我们曾就经济、政法和外交等问题先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还就真理标准、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四项基本原则、生产目的性、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法制、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语言研究和文字改革、中外历史、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有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近万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水平较高，理论上有所创新。从1978年开始，我们加强了内外学术交流的工作，在国内协同有关单位创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会、研究会，组织了种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科研协作；在国外加强了同各国学者、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联系，了解了国外研究的动向、观点和方法，推动了学科建设，因而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个《汇报提纲》可说是对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工作的一个总结和鉴定。
（执笔程中原）
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
程中原
胡乔木是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本文对他最有建树的几个学科的学术成就作简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