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向青年同道们建议读一读这本书，读一读，想一想，受点启发。不加反省地坚持原来偏激的激进态度是痛快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太痛快的东西都很可疑；接近自己精神上一直抗拒的东西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是我们不能逃避的。
也谈周作人
臧克家
现在我们的国家，政局稳定，百家争鸣，团结和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历史人物，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估价，使魔道分明，是非准确，令人信服。昭大公于天下。特别是对某些问题复杂的人物，过去由于时代已远，真相难明，加以政治关系，功过判断，偏重于错误的和坏的一面，对他们当年所做出的成绩及其影响，论及较量，批判过苛，肯定觉少。最近以来，情况大变，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多起来，这不仅是显示我们的宽宏大度，公正无私，也表现出我们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有所加强。胡适的传记，连载于影响很大的中央一级报纸，引人注目；关于五四时代的进步作家、有名学者、抗日期间堕落为大汉奸的周作人，也在报刊上读到了谈论他的文章。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心里感慨极大也甚深，还听说有人将为之立传，出大的著作，慢慢大有点周作人“热”将来兴起。因而想到了关于他的二三事。
我于一九二三年考入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因为校长办学开明，校内革命活动、文艺空气都十分活跃。五四运动虽已过了五年，它的影响却依然浩大。那时候，我不但订阅了七八份新文学刊物，也读了许多新文学著作，其中就有周作人的作品。后来，他在一所大学作过讲演，由同班同学、现在历史名家邓广铭作的记录，后来整理成书，题名《中国新文学源流》，我也读过，对他有种崇敬的感情。当时我不只阅读文学作品，也开始学习写作。当时驰名中外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做督军，他一方面武力镇压革命力量，同时下令读经，腐蚀学生的思想，文武两手，甚是毒烈。我喜欢读进步刊物《语丝》，主编就是周作人，我曾以通信方式写了篇短稿揭露张宗昌的罪恶，用“少泉”的假名字偷偷投给他，真没想到，不久，连同他的回信就在《语丝》上登出来了，还加了个题目：《别十与天罡》。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题目的含意是，好似打牌，现在人民手中拿的是“别十”，而军阀手中的却是“天罡”。
这次投稿之后，再也没和周作人联系，对他的情况茫然无所知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因受革命潮流的鼓荡，与两位朋友潜往武汉，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校不到一年时间，有两件事使我震动，永铭于心，至死难忘。四月下旬，武汉报纸上发表了李大钊等同志殉难的消息，并刊出了照片，其中有我认识的同乡路友于，还有位女同志——张挹兰。读罢报纸，悲愤之情难言！另一件事，不是同时也差不太远的时间，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关于周作人的消息，内容记不得了，标题一字不误是这样的：“昏哉岂明老人，真可以杖扣其胫矣”。足见在革命高涨时期，他日趋颓唐，倾向一定是不好的了。
三十年代是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复杂而剧烈的时代，也是对人们的立场观点、是人是鬼严重考验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野心勃勃的野蛮侵略行径，怒火中烧；在文艺领域，左右之争，十分激烈，五烈士为之殉身；而名重一时，人人注目关心的文学大家周作人的态度到底如何呢？请看看他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的五十自寿诗吧：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有人若问此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事隔五十多年，今天我还能背着写出他当年的言志诗作，足见当年读时的痛心之感。
请闭目一想三十年代的驰骤风云；请拭目以视周作人的大作，该作如何感想呢？
原不相识，读了他的“自寿诗”，令人惊异地感到，一位令人尊重的学者、作家、诗人，一变而成为不穿袈裟的当代和尚（记得自寿诗上边还有一张他的玉照：一个胖乎乎、秃头和尚像）。我心里慨然默思：时代浪潮，真是力量兼天大，能把战士变成和尚，也能把和尚变为战士。
此后，消息茫茫然了。正当民族存亡之秋，万众奋起抗敌的时候，传来周作人成为为虎作伥的汉奸的消息，事出意外，又在意中。仔细一想，事出有因。是玉石，还是臭泥，是坚贞之士、中华精英，还是民族败类、时代渣滓，各显真象，目无隐形了。犹记敌人行将进犯北平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我在离开北平的火车站上，遇到闻一多先生，单身带领几个孩子和几件行李，忧患此刻，仓皇相见，匆匆语话：“闻先生，你的那些书籍呢？”“国家土地，一片一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一点重要稿件……”这是怎样的伟大精神！这是怎样的广阔胸怀！这决定了他后来能成为为国捐躯的烈士。而周作人呢，他成为汉奸，也是一步一步走下坡路，最后坠入黑洞洞的深渊。
历史可以作鉴。前车覆辙确是令人当心脚下。今天评价周作人，对他在“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当中做出的贡献，理应如实给予适当的评价；但对于他在关系全民族命运，危及四万万人民生存的关键时刻所造成的大大损害民族自尊心，为人所不齿的汉奸行为，应该严格、严厉地批判、清算，这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不是文艺问题。不如此，何以为警当世，而励来者？！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光明日报》）
读报有感
臧克家
我写了篇《也谈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收到了一些表示同感的来信，足见，凡是炎黄子孙都怀有民族强烈的感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令人惊异而且不胜感慨的是，近来忽然把周作人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以五四时代的进步大作家、诗人、翻译家、理论家的红色形式，去涂抹、掩饰他的汉奸白脸，我不知是何用心？！
前些日子，看到在报纸上大登“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列举了他一生的各种著作三十三种，精装、平装，赫然在目，一书一题，令人惊心！
今天，忽然又在一家小学生报上发现了几则“新书介绍”，第一本就是《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现代、当代儿童著名理论家、作家，为数众多，为什么把几十年前的陈货今天拿出来，向新社会的儿童们推荐？这，令我不解！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最讲求气节，最富于正义感的，悠长的历史，可以作证。董狐之笔，史迁之传，伸正气，斥邪恶。对于英雄烈士则倾心崇拜，突出例子，像对于岳飞、文天祥。反面的，如剿杀农民革命，以人民的鲜血染红头上的顶子的曾国藩，为人民所斥责；附魏忠贤，后又投降清朝的阮大铖，被讥为“裤裆里圆”，史笔可畏，坏人丧胆。我每读《聊斋》里的“三朝元老”，听洪承畴那位大义凛然的学生，向投清朝之后的老师，当面“抗声诵读《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真是讽得好，刺得痛，使热衷里吃了一根冰棍，每读至此，不禁大呼快哉！快哉！这位书生虽然被砍了头，但他的正义之声，是震动史书的页子的！
你能说曾国藩没有学问？他搞了部《十八家钞》，他也写了本《家书》以教喻子孙。阮大铖不也是作家吗？他不是也写了《燕子笺》《春灯谜》吗？洪承畴未投降之前，不也是明朝的名将吗？但是，评功罪，辨奸恶，我们对他们，能以小是而掩其大恶吗？在我们国家正以爱国主义大力呼召，以民族自豪感激励人民的时候，能把上边列举的这些反面人物抬出来，教人民、甚至儿童向他们学习吗？
现在，忽然对周作人热了起来，以此类推，汪精卫的阴魂也会呼叫援例。他也会例举他当年的“壮举”，也会要求出版他的《双照楼诗集》，就诗论诗，写得是有水平的。可是，我们能答应他这些要求吗？想想看，八年抗战，亿万人民流血牺牲，堪称空前浩劫！单就作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来说，有的死于战地，有的死于轰炸，更多的离乡背井，到处流亡，万苦千辛，悲惨之状难言！我个人，八年之中，五年在前方，能免一死，可说万幸，其余三年，尝尽生活之艰辛。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国将不国之时，周作人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汉奸文艺的时候，就指出了周作人、张资平的名字。
今日之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今日中国十亿人民，正胸怀爱国热情，同心协力，为两个社会主义文明而忘我地奋战，我们宣传周作人这样的人物写的诗文，究竟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什么呢？
（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文汇报》）
如此《家书》有何益
唐自健
曾国藩的《家书》精装两大本，国外有人说好得很，且不说它。国内也有不少人叫好，写了文章评介、推荐，扬多于抑，褒重于贬，这就不能不说几句话了。
曾国藩是何许人？有近代史常识的都知道，他是个大刽子手，大汉奸卖国贼，其一生大事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苟延残喘约五十年。其为人虚伪狡诈，凶残狠毒，做尽了坏事，从未做一件好事，实属大奸大佞，被世人唾骂而遗臭万年。
清王为了树立曾国藩这个反革命典型，给他以两江总督实权，封太子太保，赐一等侯爵，死后又立碑建祠，出版文集。蒋介石妄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现镇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幻梦，着意宣传曾国藩，也出版曾国藩部分文集。然而，历史是无情地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的，清王朝迅速覆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胜利了。此后，曾国藩被当作反动典型批判，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曾国藩的家书内容多半是给父母子弟讲买地、起屋、婚姻、丧葬、请客、送礼、养病、吃补药等等家庭琐碎事。为了找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他的父母，竟写了六七封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值得读者去阅读吗？其余部分就是继承孔孟、程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封建道学，兹略摘几条，供大家分析分析。
一、教子弟兴家。曾国藩的家本来是地主之家，在其祖、其父教导下，他有浓厚的封建家族观念，一八三八年他考中进士后还乡，竟用了大半年时间奔波于衡阳、耒阳、邵阳、新化等县，去修曾氏家谱。他是长子，在其父未死之前，就按封建伦理主动地教导四个弟弟，后又来教子女，核心是要求子弟“兴家”而切勿“败家”。他在《家书》中说：“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唯当竭力尽忠而已。”（见《家书》第六二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这是他治家的思想基础。他以治家为己任，认为“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今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分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第九五页、九二页）这是对“身修而后家齐”的封建道学实质的自白。他与沅弟论治家之道，认为“一切以星岗公（其祖父）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第五三六页）曾国藩教子弟读书写字是很卖力的，至于种菜、养鱼、扫地、喂猪等等，并不是要求他的子弟去做，而是要他们安排奴仆去做。曾家已是官僚地主，据他自己说他家子弟“呼奴喝婢”已成习惯，哪里还会搞体力劳动活计呢？有人相信曾国藩要子弟拾粪，不免有点天真。
二、教子弟杀人。曾国藩一生大事是仇恨人民，屠杀人民。清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太平军、捻军、哥老会等遍于全国各地，这触痛了地主阶级经济利益、政治统治和纲常伦理，曾国藩是封建反动势力的典型代表，他本能地咬牙切齿，立誓要把起义农民斩尽杀绝。在长沙办团练镇压各乡起义农民时就下令：“拿获匪徒，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凶相已经毕露了。后来打太平军就变本加厉。一八六一年五月十八夜给曾国荃的信说：“克城经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第七二六页）同年六月十二日致曾国荃、曾国葆信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第七三七页）同年八月四日致曾国华信说：“初一日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第七六九页）在曾国藩谆谆教导下，曾国荃攻破太平天国首都今南京城，烧、杀、淫、抢，无所不用其极。史料记述共杀了十多万人，四十岁以下妇女不是杀死，就是掳掠进了军营，烧城七日七夜，使南京转眼之间成为一片废墟。这同日本法西斯攻破南京城的强盗行径有多少差别？有人统计，曾国藩统领的清朝反动军队，在苏、浙两省屠杀太平军和当地同情太平军的人民达二百八十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