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书屋》的第二篇文章就是他在第二封信中所说的《果戈理的预见》（发在2000年的《书屋》杂志第10期）。果戈理有什么预见？他为什么现在来谈？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清晰地阐明了：
俄国作家果戈理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没读过《死魂灵》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不多。这部作品哺育了中国几代作家。然而大多数人只读过鲁迅先生的译本，没读过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涛、许庆道的译本。我曾问过学术界的两位知名学者，他们都不知有新译本。我曾同不同层次的人谈起《死魂灵》，他们对乞乞科夫等书中的人物非常熟悉，仿佛谈论自己的熟人，连他们所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便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它的人物永远活在读者的心里。但却没人注意到书中的一段有关作家命运的作者抒怀。这同鲁迅先生译得模糊不清有关，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况且这段抒怀与故事情节无关。我年轻时读到这里便跳过去了。直到后来读原文才看懂这段抒怀的深邃含义，联想到苏联文坛的诡谲怪诞，令我深为折服。满涛、许庆道的译文清晰明白，如读者读过，这一段便不会跳过去了。这便是第七章开头部分预见两类作家命运的感慨。
果戈理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避开一些枯燥乏味的、惹人厌恶的、真实面目寒碜得令人吃惊的人物，而去接近一些显示人的崇高品德的人物”。他“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整个儿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那么，他是幸福的。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他的好运气：他写起这些崇高形象来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同时他又声誉卓著，名扬天下。他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他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只向他们展示美好的人品，神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尾随着他，跟在他的庄严巍峨的车辇后面狂奔。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另一类作家则“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地刻画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那么，他就没有那样的好运气，他的命运便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啦！”他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他必然逃脱不了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他所孕育的创作将被诬称为卑微的、低贱的东西，他将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将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他的良知，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从此被褫夺……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高尚的、激奋的笑是能够和高尚的抒情并列而毫无愧色的，也不承认这种笑和江湖小丑的忸怩作态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当代法庭是不承认所有这一切的，相反还会把这一切化为戟指辱骂这个不被承认的作家的理由；没有共鸣，没有知音，作家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一样，孤零零地在路上踯躅。”（《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66页—167页）
这是果戈理一百六十年前的感叹。他预见一百年以后俄国作家的命运，并大致不错，怎能不让人折服呢？
接着，他开始讲命运，讲不同作家的不同命运。
讲巴巴耶夫斯基们如何飞黄腾达，如何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如何把苦难写成幸福，将恐怖化为安宁，让饥寒交迫变为丰衣足食，就像我们“文革”时期唱过的一首歌一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然而，战后的苏联农庄是什么样子呢？他没有引用有良知的作家的小说，因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而是引用了赫鲁晓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的书。这两位政治家都了解战后农村的实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位农庄主席给他写信：“您看，赫鲁晓夫同志，粮食征购计划我们已百分之百完成，什么都上交了。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相信国家和党不会忘记我们，将会援助我们。”（《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俄文版，203页）农庄主席以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一定有办法帮助他们，但他哪里知道，粮食一旦上交国家征集站，第一书记也毫无办法。赫鲁晓夫说乌克兰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一杯苦酒》中写道：“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得颗粒不剩，城里把上班迟到的人送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拾扔在地里已经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农村的状况非但没好转，反而恶化了。雅科夫列夫继续写道：“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里的男子汉们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干活。”雅科夫列夫分析苏联农庄经济崩溃、战后仍无法恢复的原因时悲愤地写道：“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二十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村那里夺去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一杯苦酒》，雅科夫列夫，1999年新华出版社，4页、15页）
讲左琴科们“把人生道路上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的刀锋着力地把它们鲜明刻画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眼前”。左琴科们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大家看到它，鄙视它，清除它。这对布尔什维克们并非坏事，真不知他们为何恼怒。由于左琴科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让人们看到自己周围习以为常的“泥淖”，写得又引人发笑，习惯于官僚体制的人就受不了啦。1927年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批判左琴科小说的文章《市侩的警钟》，说左琴科是“惊吓的市侩”，把他同他笔下的人物等同起来。警钟敲响后开始了对左琴科的围攻。这时期左琴科给作家斯洛姆尼斯基的信中写道：“大家都骂我。没法解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骂我——因为我有市侩习气。我欣赏市侩习气并为之辩解！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一片吼声。想方设法羞辱我。我觉得自己是匪徒，是流氓。”左琴科“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1946年左琴科受到“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并非果戈理比喻意义上的审判，而是货真价实的“审判”，政权把他定为罪人，并断绝了他的生路。这连果戈理那样的天才也没办法预见了。于是，他也不由得不这样地发出感叹：“所以生活在沙俄时代的讽刺作家只能预见讽刺作家的命运必定坎坷，却无法预见生活在苏联时代的幽默作家的命运坎坷到何等程度了。”
文章写到此也可结束了，但他仍没就此打住，而是由此进一步地将笔伸向左琴科受到猛烈抨击之后，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改先前的作品，或在小说中步步“设防”，免得再遭猛烈批判，最后只好走上了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
肯定与讽刺，天生就对立，谁又能有什么办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呢？谁也没办法。神也没办法。左琴科又有什么法？左琴科为写“肯定的讽刺”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经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恐怕只有他自己和他妻子知道了。
他就这样，细细写来，边叙边议，边议边叙，一步，一步，从容不迫。
他的这种从容不迫是种透过历史风云抓住本质的从容不迫。
我喜欢他的从容不迫。
先生简介
蓝英年，一九三三年生，江苏吴江人，学者、作家、翻译家。一九四五年进入晋察冀边区。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山东大学外语系、河北大学外语系执教，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指导研究生。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赴苏联讲学两年。一九九三年离休。其主要译著有《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亚玛街》，《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邪恶势力》（与人合译）以及中短篇小说数十篇。 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利季娅被开除作协》《寻墓者说》《回眸俄罗斯》等。
怀念·钦佩·感谢
周 实
之所以有这本书，是应梁由之兄所约。
那次，他到长沙来，采访钟叔河，想写钟叔河的传记，我和他扯谈，扯着，扯着，扯到《书屋》，他突然说：“你应该写一本书。”
我说：“是。”
他说：“你写了，我来出。”
我说：“好。”
于是，待他走了之后，我就打开电脑写，写了胡绩伟又写李慎之，写了李慎之接着写李锐，写完了李锐接着写李普，写完了李普接着写吴江，然后是萧乾，是舒芜，是朱正、钟叔河、张中行、卞之琳……到我写累抬起头来，一数已有二十八人（这让我莫名地想起了二十八星宿），字也将近二十万字（若用三十二开的开本，会有十个印张厚了，也就是三百多面了，应该打住了），而且文中涉及的人物数一数也多达上百（多少都要作点注释，最好是作随文注，读者读起来方便些），而且我在写小传时更是大吃一惊，发现这已写的二十八人全都生于八十年前（除了公刘没满八十，只活了七十六岁外，全都活过了八十高龄）。于是，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那么一种注定，注定我要写这些文字。
这是些什么文字呢？
这是些怀念人的文字，是些回头看的文字，是我作为一个编辑说我编过的文字的文字，这些文字里面饱含着我的钦佩和感谢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