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各级检察部门的监督，离开了民众的监督，不仅会徒具形式，而且在客观上会鼓励弄虚作假，助长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陈希同最早在报上公开自己的收入；大贪官胡长清能在评议中评为优秀，肯定也已“如实”申报了收入和财产。原因很简单，完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或者只有更高的领导心里明白。其实，民众并非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劣行，只是揭发无地、监督无权、控告无门而已。且不说在媒体公开批评要经他们本人批准，就是内部揭发的材料，也难免要流到他们手中。至于那些非货币的收入该如何计算，就是专业人员也未必清楚，自然可以由“有关部门”任意曲解了。
因此，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公务员申报收入与财产的范围、类别和计算方法，规定相应的亲属申报的范围，规定官员到任和离任时收入财产的公示办法。对涉及的非货币收入及服务的认定和折算，对官员或公务员的待遇是否符合标准，应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来确定。应按官员或公务员的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公布范围，接受公众的监督，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疑问或提供事实，同样应该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受理或解释。
可见，要建立并执行完善的收入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终于有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
2009年1月22日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不久前，记者来电采访，要我对全国有十多位省市级党委的组织部长是异地任职一事发表意见。我告诉他，异地当官，古已有之，到明清时已形成严格的制度。但凡事利弊兼有，易地当官的制度同样如此。
在实行分封制时，天子与各级诸侯之间虽存在上下级关系，也要逐级服从，但不存在行政关系。因为诸侯对天子、下级诸侯对上级诸侯的效忠主要通过称臣纳贡，只要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将征调的贡品或人员送到就可以了。对诸侯封地、封邑内部的事，天子和上一级诸侯都不会管的。
到郡、县出现时，国君就需要直接管理这些郡、县，必须派官员到这些一般离国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去常驻并实施行政管理。所以从一开始，地方官就是由异地派遣，而不是由本地产生的。到秦始皇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级长官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大多是异地任职。西汉以降，尽管各朝的制度不尽相同，但地方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异地任职。到明清时期，省级（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将军等）官员不能在本省任职，县级官员必须在原籍五百里以外任职。并且还有种种限制，如在同一地方的任期不能超过规定时间。
为什么要强调官员异地任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全国都被视为国君的私产，各地的地方官的唯一任务就是替国君管理一份私产，只能秉承国君的旨意，代表国君的利益。在国君的旨意与地方实情不符合时，在国君的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君，维护国君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地方或民众。这自然要求地方官与当地的关系越简单、越疏远越好，因此从异地派遣是必然的选择。地方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久了，难免会在当地形成亲戚关系或密切的社会关系，与当地势力结成利害关系，所以要定期调动，易地任职。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人口流动率低，一般人安土重迁，如不发生规模的、持续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会形成大批移民，少量客民必定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每个地方都会形成一些人多势众的世家大族，或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和利益集团。如地方官由本地人来当，就摆脱不了这些关系的影响，受制于具体利益，避免不了徇私枉法。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打击地方豪强，抑制地方势力，非依靠外地官员不可。
一项制度能够长期延续，肯定是行之有效，至少是利大于弊。事实也是如此，如一个人到五百里以外的地方当官，有的还不许带家眷，在人口流动性很低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遇到亲戚朋友。即使当地有人想动用该官员在原籍的社会关系，也会担心往返千里的成本太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并且无法及时生效。在一个“熟人”社会，没有熟人或熟人少，使地方官能相对保持清廉、超然与公正。即使有贪欲，在不知深浅、不熟悉关系网时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没有金融汇兑的条件下，贪赃所得都是金银珠宝或实物，要隐蔽地运回原籍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这种方式弊病同时存在，且不说在异地并不能杜绝地方官的全部社会关系，就算在一个任期内也完全可能结成新的关系网。更大的影响，是地方官无法深入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不是因循守旧，就是大权旁落，受制于吏胥也就是地方势力所控制，以至同流合污。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风土民情迥异，方言繁多，异地来的地方官往往不懂当地方言。由于任期不长，很难掌握当地方言，凡事都离不开翻译。多数官员是儒生通过科举考试后获得任命的，缺乏实际治理的能力和经验，更不了解异地的社会实况。对于地方政务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刑名（司法、刑事）和钱粮（赋税、财政），公开的、成文的法律、法规往往相当简单，而实际运作的往往是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即“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只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师爷吏胥才能掌握和运用，异地来短期任职的地方官根本不可能了解，更无法运用。所以即使是清官廉吏，也未必能管理得当，更难保证不出冤假错案。说到底，异地当官的目的是出于防范和限制，即使损害地方的正当利益、影响地方的发展也在所不惜。
到了今天，异地当官还有多大效益？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异地的人员会有一定作用。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走私猖獗，走私分子往往与贪赃枉法的海关、边检人员狼狈为奸，所以对海关、边检人员易地任用，在短期内能起防范作用。但现在人员流动性大，中高级官员在求学、任职、工作、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在全国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间接的关系更是无处不在。何况交通便捷，人员来往随时随地，信息传递无所不在，即使在天涯海角，取得联系、交换信息、公关私交，都易如反掌。钱权交易形式无限，异地当官的防范作用相当有限。但另一方面，要了解地方实情并不容易，异地当官的弊病依然存在，并且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2009年2月14日
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四百多年前，利玛窦从意大利来到中国，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唯一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为了赢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他从学习中国的文字、语言入手，进而学习研究儒家经典、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对这样一位相貌迥异却穿一身中国服装，说一口中国话（包括一些方言）并有一个中文姓名字号的“西儒”，士大夫都乐于结交，连大学士徐光启也与他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由于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利玛窦一方面以自鸣钟、世界地图等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大胆变通罗马教廷的规矩，声称儒家学说与天主教义“暗合”，教徒可以保持祭天祭祖敬孔的传统。这些做法使利玛窦获准常住北京，有机会觐见皇帝，建天主堂，使包括徐光启在内的二百余人信天主教，他的传教方法也形成“利玛窦规矩”，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所沿用。但等到罗马教廷颁发禁令，不再容许这种变通时，传教士在华传教也被清廷禁止。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传教士开放，传教士中也不乏利玛窦式的人物，但大多数人既不了解中国社会，也不尊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存在种种误解，容易信从谣传。我幼时就听到过教堂设立的育婴堂里挖幼儿的心脏和眼睛制药的传闻，大家都信以为真。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于生产力低下，一些地理障碍无法克服，不同群体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多数人不了解其他群体的文化。一些在特定区域内相对强大的群体将自己的相对优势视为绝对优势，将自我中心的观念扩大到世界，甚至在地理上的封闭形态被打破后依然如此。今天，发达的交通运输手段已使绝大多数地理障碍不复存在，对人类间交流的限制也越来越少，但相互间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误解依然大量存在，并还会不断产生。
当然，只要国家还存在，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就不可避免。即便如此，相互理解还是不可或缺的。有了相互理解，才能知道矛盾所在，在纷繁的纠葛中找到冲突的实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及全球。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利益之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各方面都能相互理解，就不至于纠缠于细枝末节，就有可能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念，合理分配利益，争取共赢。
正在举办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盛会，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良机，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相互理解的新时代。
2010年8月7日
无知导致未富先骄
改革开放前，上海一位家庭主妇奉命在家中接待一个来自北欧的“左派”代表团。听她介绍了当前的幸福生活后，一位团员问：“那你家解放前的生活怎么样？”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前吗？还不是与你们现在过一样的日子。”代表团成员顿感莫名其妙，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一时不知所云。事后面对批评，那位主妇却理直气壮：“你们不是说他们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吗？他们现在还没有解放，不是和我们解放前过一样的日子吗？”她的想法完全符合当时的宣传和思想教育的逻辑，并且完全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出于至诚。即使在发达国家的来客面前，她肯定认为自己的生活比他们的“水深火热”要好得多，会有强烈的自豪感。但在对比了双方的实际生活水准后，对方无论多么友好，对这种夜郎自大式的表演总不会有好感吧！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国人走出国门，遍及世界各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扬不时见于各国媒体，但近年来批评也不绝于耳，一部分还出自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批评之一，就是某些国人太骄——不仅显露于他们的言行，还显示于他们的心态。他们往往会以强者、富者、施舍者自居，以至由骄而横。在非洲某国，某央企不顾该国禁酒的习俗和法律，在进口器材的集装箱中夹带酒类，被查处后，竟然若无其事：“怕什么，最多再花十万美元摆平。”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外交官训斥当地警察：“你知道每年我们给你们多少钱？怎么这样没有礼貌！”从境外旅游回来的人也会说：“外国人真小气，还不如我们大方。”“美国人真穷，这么破的车还在跑！”“这几年没见他们盖过新楼。”加上有些国人不注意入乡随俗，在公共场合说话嗓门大，中气足，指手画脚，花钱时大手大脚，还要露富炫耀，更让别人感到“骄”气逼人。
其实，这些人和当年那位主妇一样，都是出于对世界实际状况的无知。我们以往的教育不开放，往往过分强调中国的世界第一和领先地位，却不注意介绍世界各国的先进之处。媒体的报道和宣传也不乏片面性，有些内容虽然完全是事实，却不作必要的对比和分析。例如，这些年经常报道中国哪些方面达到了世界第几，成为第几强国，却很少在同时提醒国人，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很低。对科学技术、军事装备、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报道，更缺乏全面的分析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较。最近在大量报道中国的GDP总量将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却很少在同时强调，由于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实际上中国的人均GDP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如果考虑到日本的GDP长期高于中国的背景，日本的财富积累远高于中国。如果真以为中国样样比别国先进，即使表面能谦和谨慎，内心的自豪自得还是掩饰不住的。因此有些人不仅会未富而骄，未富先骄，甚至明明穷还会骄，因为他们自以为并不穷。
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消除这类影响，关键还在于进一步开放，让国人了解真实的世界，了解中国和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要多介绍外国的先进和长处，更不能讳言中国还存在的落后和不足。对发达地区和富裕阶层，还要告诉他们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的实际状况，让他们全面了解中国。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谦虚的基础，也是破除骄气的有效途径。
当然，有些人是个人修养太差，即使明明知道自己不强，也要打肿脸充胖子。还有个别人其实心里有数，却为了顺从某种潮流，故意追求“政治正确”。这样的人哪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不足为奇，不至于影响中国的整体形象。
2010年2月21日
对陆克文当选的意义不要作过度解读
澳大利亚大选尘埃落定，工党领袖陆克文胜出。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陆克文有不少“中国元素”——本人在大学学过中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学过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早就取了中文姓名，在中国当过外交官，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当过主管，大儿子娶了澳籍华裔太太，二儿子曾在复旦大学读书，小儿子也在学中文。据说他是西方第一位会讲中文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