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后，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周恩来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特色得到了发展。194３年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为参加整风学习的机关干部们做了一场相关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谦虚地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务实主义的作风”，主动地做了自我批评。为了不断地完善和提高自己，周恩来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并以此督促自己不断进步，他从七个方面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抓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缺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做原则上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要与自己和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做原则上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他所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担任共和国总理后，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成为他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他勇于对自己所领导的各项工作负责。对政府工作中的任何失误都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有时他的正确主张被毛泽东误解，如1956年的“反冒进”被指责犯了错误，他也不多做辩解，而是先承认下来，用时间和事实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对属下干部的缺点和工作中的失误，他该批就批，绝不姑息。像陈毅这样老资格的高级干部都因工作失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同时，周恩来对犯错误的干部讲明道理，该帮就帮，给他们提出改正措施，让被批评的干部心服口服，甚至终生难忘。从事秘密工作的老干部熊向晖就曾撰文回忆周恩来对他的三次批评，并深情地表示周恩来的教诲使他受益终生。
第二节 周恩来杰出的领导艺术
一、善抓中心，顾全大局
行政领导工作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多种因素、多个环节，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各种因素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从而形成总体效能。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相当于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应能够正确地把握全局的整体目标和各个工作环节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应善于运筹帷幄，抓住中心，顾全大局，这是一个优秀领导者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领导能力。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工作过程中，坚持从长远考虑，从大局出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发挥整体效能，服务长远利益，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所有党政领导干部的楷模。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他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的思考是长远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他最善于运筹帷幄，既能够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思考，善于围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设计和规划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同时又善于审时度势，顾全大局，采取各种措施，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现实。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阐明了他所赞赏的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快，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周恩来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坚持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出发，强调社会的各项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服务于我国的根本国情以及党的总方针、总政策、总路线的前提下，强调重点建设要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既要重工业，又要照顾到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最能反映周恩来领导艺术的典型事例是20世纪50年代，他非常重视和很好地协调了上海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发展。他提出过一个着名的口号“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在解决上海问题时，周恩来坚持全局战略，坚持将上海作为我国全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上海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对于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五计划”时仅上海一个城市所上交的税收总额就相当于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但在50年代末期，由于地域的限制，上海市居民的副食品需要很难得到满足，物价开始随着副食品的不断短缺而持续上涨，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周恩来亲自批示将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松江专区和崇明县拨给上海，初步解决了上海郊区地域狭小，居民副食品严重缺乏的问题。这样就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保证了上海经济的稳步发展。
在上海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通盘考虑了发达地区应积极从多方面带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全国共同发展的问题，及时制定了上海支援全国的各项举措。为充分地发挥上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促进和支援全国经济的发展，周恩来要求上海应从物质产品、建设人才、机器设备、科研教育等方面支援全国，在周恩来的号召和指示下，上海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和教育科研机构纷纷迁往内陆不发达地区，同时，上海的大批物资分别调往全国各地，不少企业也迁往外地，积极支援欠发达地区建设。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周恩来历来重视教育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作用，注意人才的培养，他主张将上海的部分高校陆续迁往内地，使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更多地分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周恩来这种以大局出发，全国一盘棋的领导方法，很好地协调和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在从大局出发，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善于抓住中心是周恩来一个突出的领导风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亲自领导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尖端事业，这对于巩固我国的国防，扞卫国家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就使用了Ｖ2导弹袭击英国；1945年美国在日本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弹，现代核武器已经开始被使用到了战争之中。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技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将来对世界会造成严重威胁，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也造成极大威胁。
他和毛泽东都认为，即使我国的经济再困难，科技再落后，也要努力研制我们自己的现代核武器，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经济非常困难，外汇极为短缺，但周恩来从维护国家长远利益角度考虑，做出批示，一方面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一方面拨出一部分外汇，让正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和准备回国的专家用于购买核仪器、设备和图书带回祖国，以用于我国自行研制核武器。1955年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做出了筹建原子能研究所的决定。1956年周恩来又批准筹建我国自己的导弹研究院，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建议加快发展我国的核科学和导弹事业。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国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周恩来顶住压力，坚持国防科技尖端不能下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出任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主任，亲自领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发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几十万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纷纷奔向大西北和西南，开拓我国的国防科技尖端事业。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能够独立地制造原子弹、氢弹、远程洲际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国家，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各种卫星并予以回收，成为跨进核武器和航天大国行列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也因此消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胁，扞卫了祖国安全。回顾当时创业的艰难历程，不能不肯定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决定，不能不赞叹周恩来通盘考虑，善抓中心的杰出领导艺术。在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经济条件和科技能力的情况下，周恩来等一代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却能够从世界大环境的变化和扞卫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发展自己的国防科技尖端事业的战略性决策，对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善于协调，求同存异
周恩来在处理分析问题时，善于协调，求同存异，常常利用各类问题的同一性化解矛盾，解决难题。他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积极寻找共同点，避免矛盾激化，促使矛盾缓和并最终得到解决。他善于结交各方人士，团结各种力量，他说过：“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在处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近50年里，特别是在作为政府领导人的20多年里，周恩来处理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不但包括国内的各种政治斗争、思想差异、经济困难等等许多矛盾问题，还包括党内分歧，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总是力求在寻找共同点的基础上，促使矛盾的合理解决，力求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实现国内和党内的团结统一。
周恩来善于协调，求同存异的领导艺术在新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管理才能，还善于分析矛盾双方主要分歧点，妥善处理矛盾。1954年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围绕着越南和法国战后的处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如何划分交战双方集结区这一点上。越南谈判代表坚持以北纬十六度线为界，法国代表则坚持以十八度为界，双方各不相让，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由于美国随时准备插手和法国内部意见分歧，谈判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周恩来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具体情况，他认为无论是印度还是法国都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现在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够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此他建议双方以北纬十七度线为集结区进行谈判。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他一面耐心地对双方进行斡旋，为双方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两国的现实状况，一面给双方指明若能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两国发展的好处，以及解决不好可能带来的恶果。在周恩来耐心细致地分析和劝导下，越南和法国领导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线为集结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处理与各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对印度、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由周恩来首先提出，同时得到中印、中缅两国共同倡导的以求同存异为基本思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提了出来。周恩来表示：“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在随后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内容及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让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真正地了解到了中国对于和平发展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亚洲许多国家的认可。
在领导中国外交工作中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善于在对立中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和冲突，尽量扩大共识。他认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和平共处。在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各国应以追求人类和平，而不是崇尚武力为谈判和相处的指导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周恩来提出以求同存异原则来处理国家间和民族间矛盾，实现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原则后得到了亚非等许多国家的承认与支持，为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