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国民党内，对于抗战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轻敌的“速胜论”，一是悲观的“亡国论”。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急剧滋长；徐州失陷后，“亡国论”又迅速抬头。为了肃清“速胜论”和“亡国论”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了抗战的进程和前途，透辟地阐述了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明确地指出了游击战在抗战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他预言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战略相持阶段又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应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则为辅助形式。在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军事思想和理论，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具体作战方针，可惜国民党军事当局未能全部采纳，一味实行阵地防御，主动出击不力，尽管广大官兵顽强拼杀，毙伤日军近4万人，最后还是全线失守。这样，从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自北而南向前推进了1900余公里，直达广州。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兵力部署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加速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以此为标志，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国民党从团结抗日倒退为消极抗日，连续掀起包括皖南事变在内的三次反共高潮，极力制造军事摩擦。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还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公开投降日寇。自1938年底汪精卫等叛国投敌，1940年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后，至1943年，国民党内共有20名中央委员和58名将领降日，约有68万军队变成伪军。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几次战斗，如南昌会战、随枣（湖北随县和枣阳）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和枣宜（湖北枣阳和宜昌）会战等，虽无大胜，但基本上还能维持原有的防线，有些地方如海南岛和汕头则被日军占领。在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英国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请求中国出兵，国民党派10万远征军入缅对日军作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等胜利，可惜最后未能扭转战局而全线溃退，兵力损失六成，余部分别撤至滇西、滇南和印度。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一度在缅北、滇西战役中取胜，但在豫湘桂战役中五六十万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的活动范围仍局限在西南、西北少数几省。
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肩负着敌后战场作战任务。1938年9月末至11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总任务，指出中华民族在相持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同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军事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坚决反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11月4日至8日，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在黄土岭伏击日军大获全胜，击毙“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及其所部900余人。自1940年8月20日至翌年1月24日，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在华北共粉碎日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日军自1941年起，动用75％的侵华兵力和全部伪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促使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日军民方面转化。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已由次要战场上升为主要战场，并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战场。
从1943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敌进我进”方针，即主动进入敌人的后方作战。冀鲁豫军区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分别发动的卫南（河南卫河以南地区）战役和林南（林县以南地区）战役，拉开了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由于敌强我弱的总体实力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反攻的特点是：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外线出击与内线反攻相结合。在1944年春至1945年夏的攻势中，仅八路军就歼灭日伪军约30万人，收复县城70余座，将侵华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及沿海一带。
到1945年8月初，敌后根据地的面积已达86.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了1亿。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朱德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配合苏军作战，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各部队闻风而动，至1945年底，收复了热河、察哈尔两省，以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大部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了与东北地区的联系。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沈阳、鞍山、营口、抚顺、安东、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57座城市，光复了东北全境。
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八路军作战近10万次，歼灭日伪军124万余人，在华北建立了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的晋察冀、山东、晋绥、晋冀鲁豫四大抗日根据地，部队由最初3万多人发展到102万余人。新四军在华中对日伪军作战共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收复国土25.37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在苏、浙、皖、豫、鄂五省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苏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根据地，部队主力由最初万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华南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10月组建到1945年8月，由数百人发展到2万余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多块抗日根据地。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上，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与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上进攻苏联的计划，也削弱了日军南下太平洋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为埋葬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四、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
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进一步变动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地位。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党决定在政权建设方面实行由工农民主专政向抗日民主专政的转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同工农共和国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共产党提出了两项至关重要的主张。
一项是把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就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7月15日，在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又重申“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以纲领的形式将“减租减息”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明确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阶段，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但是，在1939年冬以前，陕北多数县份存在着“双重政权”（即抗日民主政权和国民政府县级政权）未能根据减租减息法令，即实行“二五减租”或“五一减租”（即按原租减去25％或20％），实行“分半减息”或“一分减息”（即年利不超过15％或10％）。直到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统一行政领导关系之后，才全面实行。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建立和健全了农民组织，巩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抗日民主政权；同时，通过缴纳租息，兼顾了地主利益，吸引大多数地主站在抗日人民一边，并吸收部分开明绅士参加政府机构，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中的各阶级联盟。
另一项是“更名改制”。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的公函中始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提出“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责成林伯渠牵头筹组陕甘宁特区（1938年1月后改称边区）政府并酝酿将苏维埃制改为民主共和制。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改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5月，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确定把陕甘宁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总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总方针，林伯渠召集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决定从7月开始，采取自下而上的普选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乡、区、县各级政府。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以延安为首府。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决定，边区政府下辖23个县、3个特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
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权，是从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开始的。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的第一个选举条例，第一次实行除汉奸卖国贼外，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不分民族的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民主选举。每20人选乡代表1人，由乡代表选举产生乡级政府；每50人选区议员1人，由区议会选举产生区级政府；每200人选县议员1人，由县议会选举产生县级政府；每1500人选特区议员1人，由特区议会选举产生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特区党委对这次选举极为重视。11月12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强调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真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府，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政府，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到11月底，特区完成了乡、区、县三级选举，产生了各级议会和政府。12月，经过选举又产生了500多名特区议员。由于抗战初始，工作头绪繁多，特区议会未能如期召开。
1938年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建立一个由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这个机关要不仅能发挥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国民党接受这个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邀请七位共产党人为参政员。1938年7月6日至15日，首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为了利用这个合法讲坛开展工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毛泽东因病缺席外，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六位参议员出席参政会并参与有关委员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