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张国焘去苏区
1930年年底，中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赣南闽西红军于12月底在江西龙冈、东韶地区打败国民党“围剿”军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取得双桥镇大捷，粉碎国民党对该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苏区，增派得力干部到苏区加强领导。拟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到鄂豫皖苏区。3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此前，中共中央于1930年11月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到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张国焘是中共北京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个代表之一，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的三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另两人是向忠发、周恩来），资格老，分量重。周恩来对张国焘一行去鄂豫皖苏区的路途安全非常重视，特别叮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亲自负责并护送。主要原因：一是顾顺章曾在武汉从事过安全保卫工作，对那里人情地情熟悉；二是他是特科负责人，掌控着这条线路的有关情况。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周恩来派遣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有一箭双雕的目的：既保证张国焘出行的安全，又把顾顺章调离特科。这种说法是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陈养山持有的。陈养山说：“顾顺章早就生活腐化，周恩来多次批评过他，派他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实际上是把顾调离特科。”
1938年秋，刚叛变中共不久的张国焘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所应采取的步骤，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
那艘野鸡船定于4月1日启碇，3月31日晚9时左右，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离开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关系的，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这时他早为我预定了一个房间，连旅馆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以应付可能的盘查。我预定在凌晨3时上船，顾则搭车往南京，再转船赴汉，可先我一日到达。
1931年4月1日凌晨3时，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到甚么阻挠。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陈昌浩也是扮成我的伙计，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
4日下午，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6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6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6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顾顺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有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因此，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因此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颇表踌躇。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密切，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我对他说：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我们研讨的结果，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静。
7日（记忆有误，应是6日，张国焘于1931年5月24日作《关于反二次“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共的报告》中称：“我和昌浩于4月7日到达黄安赤区南边。”——笔者注）傍晚，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员到我们的寓所。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像一位经过磨炼的商店伙计。我们商定翌晨启程，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张国焘一行7月上午离开汉口，当天安全到达鄂豫皖苏区。
顾顺章是3月30日从上海出发的，随行的有陈连生，以及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宗教界人士董健吾。
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
送走张国焘一行，顾顺章在远离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武汉，失去了组织的约束，更加放荡不羁了。除了挥霍公款花天酒地外，居然违反隐蔽战线纪律，化名“化广奇”，大胆地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而且越耍越来劲，一演就是几天。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于1931年1月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密查员，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头子（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要他“扩大战果”，在一定的时间里，找出更多的共产党员，否则将给予严厉的处置。
尤崇新，原名游中兴，游无魂，外号尤麻子。曾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和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底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任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在汉口被捕叛变。新中国成立后化名郁伍文，潜入新华社工作多年，1952年镇反时被发现逮捕，并被处以死刑。
尤崇新乔装打扮，将帽子戴得低低的，天天在武汉三镇街头东逛西窜，企图捕抓“猎物”，眼看限期将到，还一无所获，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下午，他神使鬼差地转到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发现了从武昌乘轮过江上岸的顾顺章。
尤崇新认识顾顺章，在两个场合对顾顺章有了印象。一是在1929年3月19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尤崇新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是扩大会议“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二是在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党代会期间。尤崇新时任中共沪西区书记。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顾顺章均到会巡视检查会议的安全工作，在与会人员中亮相过。
当他瞥见顾顺章时，尤崇新真不敢相信离他不远行走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共党”大人物顾顺章。他不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工作吗？怎么会跑到武汉来呢？叛徒从人流中挤到前边细看，尽管顾顺章一身长衫马褂，戴着一顶圆顶宽檐礼帽，一副高贵富绅模样，但掩饰不了他那个高鼻梁和那对大又明亮的眼睛。其实，顾顺章与尤崇新并不陌生，尤崇新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与顾顺章有过组织上的接触和联系，倒是顾顺章认不出化装得很成功的尤崇新。
尤崇新如获至宝，马上报告了跟随在他后边的特务：“这个人是共党重要人物！”
叛徒、特务一起暗中盯梢顾顺章到汉口法租界顾的寓所——德明旅馆，当天晚上没有下手。因为跟去的特务不多，尤崇新知道顾顺章武艺高强，枪法百发百中，怕打他不过；再者，那天晚上进出这家旅馆的人多，情况不明；最后，他还存有“再钓更多的鱼”的心理。
汉口地下党觉得顾顺章待在武汉太久会有危险，劝他早点回上海。顾顺章若在这时马上转移还来得及，即便特务公开逮捕他，也未必能够得手。顾顺章倒也听话，答应联系上交通，弄到船票就走。
被捕后随即叛变
第二天，即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特务数人跟踪顾顺章到武昌，又随他渡江返回汉口住所。那天，顾顺章带了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穿白高跟鞋，名叫严丹莉的时髦女人回来，这是他四年前在武昌的老相识。当晚，腐化堕落、斗志消沉、丧失警惕的顾顺章再也无法施展他闯荡上海滩的英勇无敌的本事，被特务轻而易举地逮住了。顾被捕后随即叛变。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中央军委驻汉口交通站站长张崧生，特三科队员陈连生。这两人均叛变，前者改名张晓行，新中国成立后被捉拿归案，1955年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与顾顺章同行武汉的董健吾冥冥之中幸免于难。原来，就在他要离开武汉的头天晚上，他的朋友刘少岩夫妇以“建国轮”（顾顺章帮他订的是这艘客轮）设备简陋、速度慢为借口，奉劝他不如改乘日商株式会社的“洛阳轮”，而且刘家的佣人阿福也将乘“洛阳轮”去上海，沿途可以顺便照顾他。他答应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赶到江汉码头，退了“建国轮”船票，随后又赶到日商码头，与阿福会合，上了“洛阳轮”。两艘客轮起程的时间先后间隔了两个小时。当晚11时，当他和阿福乘坐的“洛阳轮”抵达九江时，发现大批军警在码头严密搜查先期抵达的“建国轮”上的旅客。当然，他当时并未意识到敌人原来是在搜捕他。由于“洛阳轮”并无乘客在九江下船，该轮便没靠岸，直发上海。27日正午，“洛阳轮”安全抵达上海日商码头。董健吾安全地回了家。但随后他得知，敌人对稍后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建国轮”又进行了严密搜查，而且目的就是冲他而来的。他在虚惊之余，又不免暗自庆幸，幸亏听了刘少岩夫妇的劝告，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然，他知道是顾顺章出卖他，是后来的事了。
关于顾顺章被捕的具体情节，在两个问题上还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是谁出卖了顾顺章？除了尤崇新出卖之说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白衣女郎之说。1961年，据一位自称当年和顾顺章一同前去武汉的董健吾谈：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天在公园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穿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出为意。后来我看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事后党组织派人前往汉口调查顾顺章叛变经过，始悉穿白衣女郎即系特务。她出卖了顾顺章。二是王竹樵之说。穆欣先生在《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中写道：“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在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正好由武昌轮渡回到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就被王竹樵撞见，王便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这天是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第二是顾顺章是在哪个具体地点被捕的。除了本书一说，还有“当即被捕”之说。孙曙光在《顾顺章后妻张永琴访谈录》的背景介绍中写道：
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6名缉务员分别随尤崇新、周大烈身后，步行来到汉口江汉关一带，识别、指捕革命人士。约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缉务员带着尤、周准备回侦缉处，当路经三教街西面二码头来到三阳路口北冷落的转角阜昌街附近，尤崇新等人，与看完电影出来的顾顺章、中共中央军委驻汉口交通站站长张崧生迎面相遇。张见尤崇新身后跟着六七个人，知情形不妙，神色有变，同时加快脚步。“这两人你认不认识？”缉务员眼盯着顾顺章、张崧生问尤崇新。尤点头默认后，缉务员一拥而上，将顾、张逮捕。据解放后尤崇新供认：“我任沪东区委书记时，张崧生在上海住中共江苏省委，每周开区委书记联席会时与张见面。省委曾派顾顺章和我接头见过面，调查沪东区一个叛党党员。我知道顾是负责党内保卫工作的。”
当即被捕还有另一种说法。岳先等在《虎穴龙潭》一书中写道：“1931年4月24日下午，当顾顺章偕严丹莉（即白衣女郎——笔者注）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游逛时，正巧被领着特务四处搜寻共产党人的叛徒尤崇新撞见，当即被捕。”
周恩来：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