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一方，由禁烟而缴烟，由缴烟而具结、惩凶，由冲突而断绝贸易，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死胡同。这个结果，是违背林则徐的意愿的，他一直主张，夷务要有所区分，正常贸易要展开。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结果又是他的战报推动出来的。他的个人命运，从表面上看，似乎掌握在道光手里，但是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的言行牵引了皇上的决策，这就是博弈吧。有史者认为，林则徐对敌情判断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实，林则徐即使判断出英国要发动战争又如何呢？何况他并不是没有做战备工作，相反，他做了，而且自认为做得固若金汤。他的战备工作分两个方面：
一是加固海防。林则徐的海防加固，重点放在了虎门。他们在横档前海面狭窄之处，安装了两个粗大铁链制成的木排，并增建六十丈平面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门。按林则徐所奏，虎门应该是铜墙铁壁了，英夷胆敢来到，准是灰飞烟灭。
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海防工程大约需要白银八万六千两。而林则徐的上级领导道光又是历史上最小气的一个皇帝，所以林则徐让行商们“自愿”捐银十万两，一句话，虎门海防没花道光一两银子。钦差虽然对夷情认识有限，但对国情及自己主子的性情，则是很具认识的。
二是招募水勇。魏源在他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林则徐自从到了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其费洋商、盐商及潮洲客商分捐”。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对此等兵源的概括是：“原先的匪徒、盐犯成为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这话绝对正确，因为林本人对民壮的评价与这些西方学者是一个意思，不过是利用他们“以奸治奸，以毒攻毒”而已。看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水勇，有工资就给天朝干，一遭遣散立马转投洋人。在天朝那样的体制与愚民政策、虚假宣传下，甭指望他们有什么民族与国家观念，说穿了，他们就是奴隶，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
英国海军上尉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对水勇招募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我们不妨观赏一下：“商馆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棚房——或称之为兵营更为切当。广州知府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出席了，行商、盐商以及潮洲商人配侍。志在每月六元的人——因为我是不能称他们为兵的——甚或是胚胎兵，大群大群地聚集在棚房一带。广州知府前面，由吏役保持出一大片空地。志愿参军的人被引到空地上。这时，为了证明他们具备加入新军的资格，他们必须举起一个长约五尺的双石轮，石轮两端各有一块圆形或轮形的花岗岩，总重量约有一百斤。他们要从地上双手把它拿起，举到头上，直到两臂伸直为止。我曾见过几个人达到这个姿势之后，只用一只手举石轮，保持原有姿势达数秒钟”。
看样子，这是中国传统的举重比赛了，怪不得宾汉称之为“奇怪方式”呢。林则徐与这些“举重”能手们约法七章，大致要求如下：
1．攻敌船主要攻其头尾（不知为何不攻侧冀）。
2．驶近夷船头尾（这个不容易。因为夷船的射程总是超过天朝之船的）。
3．炮火能及之处，先开炮；鸟枪可及之处，兼开鸟枪；喷筒火罐能及，便喷火。
十八般武器，随便上，多多益善（有点饥不择食）。
4．兵勇过船，见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耽误要事。至于船内要物，缆绳什么的，先行砍断，则船已为我所有，何患银钱不归我所有？不许在船内先行抢货，耽误杀贼工夫，违者军法惩办（这个更有趣，可见水勇素质，光顾着抢功抢货，反倒耽误了正事，所以林公专门交待大家要注意）。
5．我船斜向攻击夷船。每角抛船至多容四只，多则攻其他船去，不许聚在一处，转致凌乱（民间乡勇，组织技术不行，有些像打群架）。
6．瓜皮小艇，装载各种火物。一经靠近夷船，即要贴紧敲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点火杀人（这个更不容易，因为还得临时敲钉）。
7．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胜者必胜，各宜拼命，立功受赏，临阵退后者，即刻斩首悬竿示众。
看这七章约法，足可发现水勇的战斗力——那就是，没有任何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给水勇开的工资，竟然还用的是老一套，没让道光掏一分钱，而是让广州三大贸易行——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这种黑吃黑的天朝传统方式咱不作评价。单说国家的军事状况，由于正规水师无用，不得不把希望放到民壮身上，放到民壮身上不说，居然连军费开支也临时取之于民。这样的组织，它要有作战能力那真是见鬼了。
林则徐利用水勇，主要是偷袭内外鸦片奸商。因为这个时候外国鸦片贩子给中国鸦片贩子的鸦片价格，竟然打到了三折，引诱得中国奸商们兴奋不已。林则徐就派水勇出动了，战果如下：
其一，1840年2月29日，水勇们火烧奸船。
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记载，当晚，“游击马辰等四路分进，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长沙湾，烧毁运烟济夷匪船共二十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余，焚溺死者无数。洋船带火，仓皇开避，我兵勇乘潮急还，无一伤者”。
林则徐的奏稿里说：此举“不唯足慑汉奸之心，亦可以寒英夷之胆”。不用说，这次主要逮的是汉奸，没逮住一个鬼佬，烧的船也是汉奸船。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鬼佬方面“没有损失”。
其二，1840年5月份，在小濠海边点火。
据中方报告，战绩是：烧毁匪艇4只，篷寮5间，拿获给夷人做饭的汉奸梁亚次等6人。
其三，1840年5月22日，袭击英船“希腊”号。
据中方报告，战绩是：击伤船长和25名海员。
其四，训练水勇放火，放火有奖。
林则徐认为，夷船最怕火烧了。所以，1840年4月8日，他在自己的奏折里，向道光说明了自己是如何训练水勇的，并许诺他们“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为此，林则徐还动用了中国国粹：“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待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佣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
其五，6月8日夜，在磨刀外洋放火。
据魏源载，当夜，林“以火船烧毁杉板洋船二，毙白洋人四。又有大洋船桅帆着火，弃碇驾逃，先后延烧大小匪艇十有一，擒获汉奸十有三”。
据林则徐上奏，他找会说英语的渔民，前去与夷船假谈生意，然后火船乘机靠近放火。他的奏文，比魏源所载要更具文学的精彩性：“先后延烧大小匪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间，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碰撞，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
其六，6月13日，在金星门放火。
据记载，此战斗中去了十艘火船，但战绩不大，只烧毁两只小杉板小船。但魏源说，英人“自是不敢驶近海口”。
如果说，这些火攻中英双方打了个平手的话，那么天朝在即将展开的战争中，就会马上露拙的。因为这些英船都是鸦片船，何况烧毁更多的是汉奸的船呢？即使是这样的战绩，得来也是相当不易的，林则徐对水勇，有许多奖励措施呢。连关天培的正规士兵在作战的时候，都得长官现场掏出赏银来，何况这些兼职士兵呢？所以，为了充分调动民间壮勇斩杀洋人的积极性，林则徐贴出了诸多奖金布告：每杀白洋人者赏银200元（有时是300，有时是500），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20000元（非常时期，价格浮动很大，义律最高标价曾达到50000元，让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直感叹，义律那50000两白银的人头价在19世纪是一个国王的价格）。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官阶每低一阶便宜五百元）。而中国汉奸，仅与黑夷同价（高时一百五，低时一百）。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余尽充赏。
夷人得知此告示后，感叹曰：My God，这个政府“仍然把消灭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不禁感叹“这种悬赏数额的逐级上升反映出中国人对等级制度的偏爱”。他俩没有发现，天朝大吏们对人种歧视也有偏爱呢，黑夷的人头价一般最多仅占白夷的二分之一。马士则是站在另一角度分析的：“这类告示同中国悠久的习惯十分符合，中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作类似这样的激励，直至19世纪都还常见。这当然是野蛮而奸杀的举动，同那些在一个自命为文明超出任何别的国家的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比起来，实在不相匹配。而且这种野蛮行为也是受了激动的人民情绪的忠实反响；但是这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及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中国人是一个残暴而无情的种族，我们将来还有机会看到；但是对于他们，必须由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由他们的那些夸张的公告去判断，并且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必须从他们的实际的成就而不是由他们的文明的自命来评定”。这些鬼佬，如此恶心咱天朝，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玩，就说咱野蛮。
幸亏，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为天朝作了辩护，他说：“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可以发现恩格斯居然是“超限战”的最早的理论创始人，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但精神实质已经完全具备了，也就是说，弱势的一方可以用任何手段来抵抗强势的侵略者一方：我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绑架你孩子；我没有好武器，但可以给你家锅里下毒；我打不过你军队，但我可以报复你的居民……总之，你有你的游戏规则，俺有俺的玩法。
但，最后吃亏的还是大清，因为就组织与技术能力来讲，大英不管怎么玩都绰绰有余，大清则怎么玩都玩不转。比如这个悬赏杀敌，大清始终停留在“悬”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赏”的境界，麦天枢在他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说，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没发现哪个天朝人民得到了此等巨额赏金而“先富”起来。姚薇元先生更是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里考证：林则徐以悬赏杀敌事无成效，都不好意思向皇上奏报呢，而《林文忠公政书》中则干脆没有录入。
总之，林则徐这边所有的行动，英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林则徐虽然睁了一只眼，但另一只眼仍然闭着。他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行动，对大清来讲，是内政，因为在大清眼里，英国根本不能与大清平起平坐。但是对英国来讲，都事关中英外交。天朝以为，烟给你烧了，船给你赶跑，广州大门给你关上，你就服帖了。
英国政府也许可以服帖，但是英国这样的民意政府，唯民意是瞻啊！民意不让它服贴，它就不敢服帖！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林钦差虎门销烟的消息，于1839年7月30日传到了伦敦。伦敦的商界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要向自己的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8月7日，伦敦的“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代表，谒见外相巴麦尊，希望政府对中国近来的活动表示一下自己的明确意思。
当时，英国国内谴责鸦片贸易可耻、不道德，甚至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侮辱的声音也不小。这是正常现象，英国有言论、结社、出版、游行四大自由，知识分子又都有苏格拉底的遗传，善于做牛虻，以叮咬政府为己任。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政府何为，总有一大片反对、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所以我们这边用不着多情，以为人家就是站在我们这边替我们骂人的，也不要高估英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他们只是借事恶搞他们的政府及政府方针、决策而已。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巴麦尊外相照样得注意，否则他这外相没有理由当得下去，于是，8月17日巴麦尊外相给义律发出训令，要他写出相关报告，递呈英国政府，然后再作决定。
8月29日，义律在4月3日写出的请求政府出兵的建议送达外交部。
9月16日，代表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9月19日，查顿等人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加紧了活动。
9月21日，巴麦尊收到了义律的正式报告，这个二百五外相一看报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9月23日，巴麦尊致信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六点实际问题：
一是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还是否认？
二是若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是若承认这份责任，是由国会支付，还是强迫中国政府赔付？
四是政府是否要求缔结一个条约，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或赔偿？
五是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
六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占领沿海几个岛屿，其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看巴麦尊这六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人家这外相也不是白当的，他跟中国官员和世泰那样要求英国外交使者给中国皇帝下跪的礼部部长不在一个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