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现代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做了一场又一场的春梦：春梦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对此，暂且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
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可能“举国一战”？倒是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
春梦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大清国军队完全可以“游击”战，但他没有建议实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略。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所以腐败无能、欺世盗名之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国民甚于防贼寇。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经的幕僚臧纡青向奕经建议：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他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来对付英夷。一看写作年代，我们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战争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林公这一招，顶多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歹毒的一个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这种幻想，已是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综合了，他可能把道光皇上误认作真正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了吧？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这家伙1831年去世，他的《战争论》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为军事圣经。天朝的蒋琦龄、臧纡青和林则徐等人，应该无缘看到此书；马、恩、列、斯、毛对此书都专心研究过；不知杨国桢、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过？克劳塞维茨认为，民众战争是对战争的扩大和延续，采用民众战争可以扩大力量，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话，政府可以利用民众战争，但是，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春梦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政府的传统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就的巨大空洞。鉴于诸多原因，咱这里就不对这些史者点名了，只想点明，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为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搞出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林则徐的娘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林则徐只有一个。一个娘都生不出俩林则徐来，沿海守臣与当轴秉钧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则徐呢？
蒋廷黻先生很厚道，他没有难为林则徐的爹和娘，而是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说得对，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当时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林则徐都没办法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气，煞是奇怪！至于闽浙总督颜伯焘，起初也是个大大的主战派，下车伊始，即言对英和、抚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无敌可剿，恨敌不来之语”。问题是战争一开场，他老先生跑得比谁都快，净身出逃，衣服财物都没来得及拿。过后跟张集馨闲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这让张集馨感叹老颜前后判若两人。不怨老颜前后判若两人，只怨老颜领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军的组织技术，跟林则徐一样，不服不行了。
虽然认定全国官员尽如林则徐也不行，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使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
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朝的风度！天朝一直以来就是这般搞笑，骨子里充满着悲剧与可笑的基因。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以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空间上讲，那是用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战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胜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现在，让我们咳嗽一声，打断大家的梦境，进入那纷扰的历史现场，去观摩一下这场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