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叫胜利的电影院的消失，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老影片作为怀旧经典还得放映下去。路上我们碰到一个人，一件事情，一桩突然降临的爱情，都会铭记于心。胜利电影院也一样，毕竟它使我忧郁的少年时光曾经精彩。回忆是一朵花，一缕阳光或一阵稻草的气息，也可以是一张电影票，一支白糖棒冰，或者向东纯正的笑脸。其实想起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多年以后的一部老式电影，一格一格地闪现。那时候，陪你坐在木质椅子上流一千年眼泪的，会是谁？
外白渡桥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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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素素《最精彩的人生就是虚构》。她的外祖父戴着礼帽从一九二九年的阳光底下走过，从外白渡桥上走过。那是一个有着许多凡人欲望的小资本家。我的外祖父不是，他只是一个黄包车夫。一九二九年素素的外祖父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和大批的工人，而我的外祖父直到一九三八年才租到一辆黄包车，那一年他十八岁，和我去当兵的年龄一样。他没有想到过要居住在上海，他只是想靠力气换钱，再把钱寄回高邮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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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我的外祖母已经十八岁，她和我外祖父一起到上海滩淘金，她当然也是高邮人。高邮是一个生长着阳光与土豆、麦子和油菜的平原，此外，高邮还盛产鱼虾。外祖父外祖母离开土豆麦子油菜鱼虾，过上了大城市的生活。外祖母在怀德路上的一家纱厂工作，那是日本人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叫国棉十五厂。多年以后我读到了夏衍的《包身工》，我才知道课文的主角原来就是外祖母。外祖母从课文中走向杨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然后她系上围裙，她就成了七个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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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直在疲于奔命。他是个小个子男人，但是跑步的速度却很快。坐在黄包车上的太太小姐们，一定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里感受到了风的速度。然后，我的大姨在这年冬天呱呱坠地。再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二姨出世。接着就是我的母亲来到人间，她睁开惺忪的眼，看到低矮的棚户时，一定为上海下只角的萧条而深深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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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依然记得霞飞路8号，如果时光倒流，那个地方就叫作风情万种，歌剧院、夜总会里走出的绅士名流小姐太太们，他们都是外祖父的顾客。外祖父从没有进过这些场所，只在门口转悠，灯红酒绿与一个连袜子也穿不上的高邮青年无关。但他仍然听到了里面传出的西洋老歌，看到了穿西装和旗袍的身影。那些场景，都曾在张爱玲的笔下出现过。当然外公不会知道张爱玲，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们黄包车夫，就是现在的出租车司机。我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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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那是一家大型的火力发电厂。
外祖父在我童年时这样解释他的工厂：电影《战上海》里面有电厂里战斗的镜头，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个有着几千人的厂子，我还知道从杨树浦发电厂到外祖父家有七站路。而外祖父家到外白渡桥更远，要乘28路从许昌路到提篮桥，然后再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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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这座移民城市里生活着，他们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相继成家，从热闹到冷静，外祖父和外祖母倍感寂寞。他们的生活太不精彩，没有多少插曲，和素素的外祖父母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许多时候我都想，同样从外白渡桥走过的人，同样喝着黄浦江的水，但最好还是做素素的外祖父，因为，我的外祖父母们一辈子都太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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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外祖母突然故去，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在一家化肥厂里做厂警，外祖母大去的消息从电话线里钻出来，我猛地看到她的子女围在她的身边，移民的子女俨然成了“阿拉”上海人，只是高邮的阳光，他们还记得吗？
几十年的人生就这样走完了，外祖父突然苍老许多，坐在日光灯下一言不发。他本就不精彩的人生，更不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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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我的妹妹从小镇枫桥走向上海，作为知青的子女她可以按政策返城。迎接这位十七岁少女的是一间老房子和一些上海亲戚。妹妹也成了上海人，就是在梦中她都没想到过。她是真正的上海蓝印户口，我舅舅老是说蓝印值二十万块。我说我妹的蓝印十万块卖给你要不要？他说不要。我就笑了，既然没人要，那就不值钱。我又说管它十万二十万块，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妹妹在台湾人开的永和连锁上班，薪水可观。她的上海话已经很地道，并且有了家和孩子。她携丈夫和女儿到小城看望父母时对我说，诸暨的红绿灯怎么管不住行人。说这话时她皱了皱美丽的眉头。我说，诸暨是诸暨，不是你们上海，这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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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渡桥上曾经走过一队日本兵，这队日本兵提着枪站在一本陈旧的画报里。翻看那本画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桥上留着外祖父年轻的影子，阳光依然暖和，只是容颜改了，风景也改了。外白渡桥附近是欧式建筑和外滩，最重要的是浓重的霓虹，和黄浦江对面的一座塔。外祖父说，那是东方明珠电视塔。我说我知道，我还知道十六铺码头，我在码头乘船去南通当过兵，一眨眼，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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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在这一带拉过黄包车，但是，他和外白渡桥无关。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他的籍贯应该是高邮，他的上海话里夹杂着高邮口音，我的四分之一血液里，流着高邮风格的血。外祖父苦心经营的家只有一楼一底两间屋，以前有老虎灶、钢床、灯芯绒面罩的沙发。现在，老虎灶没有了，换成了煤气灶。年轻的黄包车夫没有了，只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过不了多久，这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漫天飞舞的尘土掩盖红尘往事，因为这儿要拆迁。
这是舅舅喝酒把脸喝成蟹青色时，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的。他大约是讨厌了这个地方，因为这儿雨天排涝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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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没有根，是浮萍。诸暨不是她家乡，但是有她的家。她是一棵移植的树，我也是，有些水土不服。
外白渡桥大约不会拆，它的钢架结构多么像它怒气冲冲的骨头。新中国成立前在它身上开战它一点事情都没有。钢，真是太好。
外祖父仍然去外白渡桥上走走，阳光照耀桥身的时候也顺便照耀一下我年迈的外祖父。素素比我活得精彩，她的外祖父比我的外祖父活得精彩。最精彩的人生不是虚构，是在外白渡桥上享受阳光的那一刻。尽管外祖父一直都不曾这样说，但我想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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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过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但是我看过素素的《前世今生》，我还看过小说《上海往事》。与上海有关的书刊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是因为世界上这么大的城市不是很多，而且这座美丽的移民城市，有太多陈旧的东西值得人们怀念和回味，比如老式月份牌，比如丹桂茶园和城隍庙，比如留声机和无轨电车、穿旗袍的女子，再比如老式的石库门房子。
一个烫发的女子，在月份牌里寂寞地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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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把我一小段童年浸泡在上海的里弄，所以才会写下许多和外白渡桥无关的文字。外白渡桥只和外祖父有关，至于我最多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舅舅阿姨的面容日渐模糊，愈来愈清晰的是一个瘦弱的老人和一座桥，他们组成了风景，风景以下，黄浦江奔流不息。岸边孤独的年轻人在脑海里写下——外白渡桥的阳光。
小院里的爱情
祖父推着独轮车出门做小生意的时候，祖母就为他推开篱笆门。咿咿呀呀的车轮声从院内响到院外，祖父和祖母的脸上盛满了阳光和幸福。当然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年轻得差不多该是我这样的年纪。祖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辗转，卖菜籽、秧苗、玉米和甘蔗。祖母就每天早上送他走出院子，傍晚又坐在院内把他迎回温暖的草屋，这种平淡的生活现在已经不多了。
祖母在守望的过程中，除了做饭和缝缝补补，就是在院内栽下一棵桃树，再栽下一棵葡萄，再栽下一棵桑树，再栽下一棵香椿，栽下花花草草和年轻的希望。每天黄昏，祖父祖母就给这些花草树木浇水。浇水的心情，无异于培养他们的孩子。他们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成长，直到高过他们自己。
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岁月轻轻晃了晃，就晃过去一大截。祖父祖母发现自己已经老了的时候，他们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童年的我常偎在祖母的怀里，旁边坐着抽烟的祖父。我们看着香椿的嫩叶，看着猩红的桃花，看着紫红的桑葚和成串的葡萄次第登场。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还有小狗小猫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终于有一天，院子里热闹起来，我睁着惊恐的眼，望着因悲痛而落泪的亲人们。我忽然明白祖父已经亡故，我们失去了一位长者和亲人。
院里的草木依旧，在它们蓬蓬勃勃的生长过程中，是否会感受到痛苦。
它们在风中摇曳枝干的神态无疑是快乐兴奋的。守着偌大的院子和这些生命的，只剩下祖母了。祖母常一个人黯然落泪，她落泪的时候，常避着除我之外的所有亲人。祖母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那时候我已有了女朋友，文静秀气的小城女子。我把她带到乡下，祖母见了拉住她的手，说她长得像年轻时的自己。我猛然想到祖母，包括所有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也会记得年轻岁月和情爱往事。祖母终于撒手尘寰了，在她去世前的无数个日子里，她总是喜欢坐在院子里，脸上挂着苍老的笑容。有一回她在她的苍苍白发中居然插了一朵玉兰花。所有的亲人对她的行为感到不理解，甚至在她的背后嗤之以鼻。而我老是想着祖母是怎样颤颤地打开院门，颤颤地从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叫住沿门卖花的小贩，颤颤地接过玉兰花，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插在发间，脸上漾起动人的笑。当我跪在祖母的大红棺木前，我没有为祖母的离去而难过。人总有一死，况且祖母活了八十多，在农村当属喜丧。
我难过，是因为想到了祖母对我的关爱，想到了祖母发丛中散发出幽幽清香的玉兰花。
院子还在，草屋已成高楼，篱笆墙换成了高高的砖墙，并且装上了铁门。
葡萄、桑树和香椿统统被除去，院子里浇了水泥地面。我的堂弟堂妹也到了恋爱的年龄，他们进出院子总是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胯下是现代爱情中良好的代步工具——摩托车。世上芸芸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爱情也一样，节奏明显加快了。而我却老是怀念着祖父祖母的爱情，他们守着他们的院子，没有信誓旦旦，只有平平淡淡。所有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都不及我祖父母的爱情来得真实和亲切。
我离开家，在小县城里和那个据说很像年轻时的祖母的文静女孩结了婚。
我们的日子也很平淡，我们常去野外走走，说一些心里的话，当然这些都不是我们刻意去做的。我们有时候一起去乡下看望我的父母，在院子里，我对她说，这里生长着我祖父祖母茂盛的爱情。光洁的水泥地面上见不到绿色，只见到缝隙中顽强生长的小草，那分明是数十年前的爱情在悄悄发芽。院子里荡开了爱情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为她的平淡而落尽多愁善感的眼泪。
滚滚红尘里，我怀念院子里的爱情，她像一首十四行情诗，像逝去的流水，像青鸟的啁鸣，我怀念。
云无心出岫
春天拖着尾巴渐渐远去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去了一个叫“全堂”的地方，那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汽车在一条通往岫山村的小道上行驶，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山山水水向后掠去，然后，一大片竹林涌进我们疲惫的视野，那是一种怎样的绿，它能给人以片刻的宁静。路旁的一条见底的小小水沟里，鱼儿以它的姿势自由飞翔。而一抬头，便是那无心出岫的云。
无心出岫的云，从清晨到黄昏，她低头看着温温软软的小山小水，她寂寞吗？向导说是不是去看看小铁崖山看看方塘看看杨维桢的故宅？于是便去了，在离岫山村不远的地方，我们见到了那一口方方正正的塘，村妇在塘埠头捶衣和洗菜，她们抬起头用漠然的目光看着一些陌生人的突然光临，大约她们见多了寻访铁崖故迹的人，低下头去继续捶衣，“啪啪”声中水花四溅。这时候，我才感悟到，方塘对面的小铁崖山，透出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寂寞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别号铁笛道人。六百多年前的某个春天，杨维桢开始在小铁崖山的万卷楼上读书，那个叫“宏”的父亲，用辘轳为杨维桢传送食物。从顺着梯子登上高高的木楼那一刻起，杨维桢就应该知道，漫长的日子里，不论阴晴，他都将是一个寂寞读书和着文章的人。泰定四年，杨维桢中了进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但是，他是一个好的读书人，却不适合做官，因为依法惩治了恶县吏，结果却遭了奸吏报复而免官。元末兵乱，烽烟四起，杨维桢避居杭州。那时候，张士诚据姑苏，想请杨维桢出山。杨维桢以“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的诗篇进行嘲讽和坚辞。
大约迁居松江的日子，会是杨维桢最惬意和舒心的日子。守着明月，守着清风，纵情山水，以声色自娱，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迎来送往的唏嘘声中，是杨维桢最快意的一段人生。明太祖派翰林詹同春召杨维桢进京修编礼乐书，杨维桢谢绝了：“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明太祖恩威并加，重申前意，杨维桢只得无奈赴京。洪武三年，礼乐书叙例略定，他就要求回家。回到家后，杨维桢就病了，急撰《归全堂记》，五月，卒于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