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出现了与近代社会新式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由地主、官僚、商人、买办等转化而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格要老，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中国的产业工人最早产生于外资在华企业中。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资在华开设的船舶修造等企业里，以及对外贸易的货栈、码头中，产生了首批产业工人；以后随着洋务运动中官办工业及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的大量出现，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据初步统计，1895年，产业工人的人数约10万；1913年，产业工人总人数达100万。近代中国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一部分来自城市市民。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极低、劳动条件恶劣、生活条件低下，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
三、中国现代化开始时的特点
总结前文所述，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有其特殊的特点。
第一，外力推动，打开国门，强行地被纳入世界现代历史体系。
第二，社会内部缺乏走向现代化的动力。
第三，近代科学革命的社会土壤未能形成。
以下重点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未能从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原因做一剖析。
中国古代虽然曾取得了欧洲所“望尘莫及”（李约瑟语）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但发生科学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却不具备；相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却呈现出以下多方面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首先，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
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则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却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
“君子之学”根本不必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的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简单，人们的生活节奏呈现单循环的样式，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思维方式。人们看不到科技的潜力，意识不到科技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反把科技看成是奇巧的玩物或与己无关的事。在这种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下，具有实验特征的近代科学，自然生长不起来。
其次，科学技术的致用性和依附性。
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的求真精神相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有着强烈的致用性。具有求真精神的近代科学，要求科学家必须牢牢立足于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摆脱一切来自主观世界的阻力和干扰，一往无前地去探索和发现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规律；而具有强烈实用性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则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成为道德伦理和权势的附属物。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实用理性”，重人生、讲实用，宣扬“崇德利用”。春秋时代即有“三事”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就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则是提高物质生活。《周易·大传》指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研事物的规律，乃至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致用，而致用是为了提高道德。于是，各种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就受到漠视，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道德层面方才有价值。所谓“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就成为压倒优势的学术目的。
出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实际需要，古代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的实用倾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天文学、数学上。古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科学，几乎每个朝代都设有司管天文的官僚机构。这是封建朝廷改朝换代、篡权夺位、祈祥避灾的工具。如西汉董仲舒创立三统说，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朝代更换即是三统的替换。后来刘歆将此巧妙地引进了历法，制定了“三统历”，认为1539年为一统，三个1539年即三统，进而为王莽篡位获得“天命”作舆论准备。古代数学也受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以有利于其政治目的。如易经研究中的数学派，即利用数学知识推算人生与社会的必然和偶然现象，以预测未来。而为了政治需要，一些人则把数学吹捧为参天地造化、助君王统治的大法。如唐代王孝通在上奏他的《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与造化。夫为君上者司牧黔首，有初道而设教，采能事而经纶，尽性穷源莫重于算。”为了政治目的而把数学讲得神乎其神。
科学的发展，固然需要讲求致用。正因有社会生产的要求和实用，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科学活动，并取得成果；也正因中国有如此强烈的致用要求，中国古代科技才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致用性毕竟是科学外在派生的属性，完全为了致用的科学不可能使人保持相对独立的、冷静的、理智的探索精神，相反，科学家会成为致用之奴隶，乃至影响成就的取得和科学探索的深化。在古代中国，一切都要求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服务的情况下，很少有像西方科学家那样为纯粹、强烈的求真目的而从事科学的。因而当西方像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不惜为科学奉献一切时，中国古代的科技界却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以经典为章、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科学家们无不在虔诚地追求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践及个人道德的完善。缺乏独立求真精神，而讲究实用、从属、依附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自然很难走上近代科学革命的道路。
再次，有机自然观的超前性。
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认识有着独特的思想路向，这就是以元气论为代表的有机自然观。有机自然观总是要求从宏观角度着手，指出宇宙整体的物质生成，然后再分析整体内部各物质，如日月星辰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它始终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整体：一方面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大的整体中去研究；另一方面把研究对象自身也作为一个整体，强调整体对象与外部环境及整体对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它与西方原子论自然观将原子看成最后不可分割的个体、质点，而把微观世界个体物的构成纳入宏观宇宙整体系统中的研究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长处。李约瑟曾详细论证了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和辩证逻辑在科技发展中的伟大功绩，认为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整体有机的朴素系统论方法，使中国古代科技展现了它独有的发展风貌。他甚至认为这种有机自然观也是近代实验科学走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它与现代科学中所引发的整合的层面学说，注意自然世界的“连续层面”及整合有着内在的关联。
有机的自然观是现代科学所必需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与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机械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但不管哪一种方法，科学的发展都必须有整体和部分的统一，部分分析必须上升到整体把握，同时整体离不开部分，而且整体必须以部分为基础。也即西方近代实验的、归纳的、分解的科学是科学发展必须经过的第一阶段，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形式逻辑的、唯科学主义的、机械分析的层面上，不上升到整体、系统、有机的把握，西方科学发展必然会停滞，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相反，由于中国古代科技观，强化了整体有机联系，却不去重视具体的、实验的、分析的研究，必然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是超前的，它不是建立在部分基础上的有机整体，失去了科学发展的基础，特别是这种有机自然观主要仍是为满足封建伦理道德统治服务而产生、发展的，就更是如此了。即使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那也仅是表面的。
又次，经验科技观的滞后性。
近代科学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崇尚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它推崇经验，以能否找到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为建立理论的依据；并以能否在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经验的证实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同时，又极推崇理性，重视思维的逻辑性。要求认识必须符合思维逻辑的规则，一切认识都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由此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倡导经验和理性，形成了近代科学从方法论上的突破。而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中，没有实现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却出现了纯粹的经验科技观，这就成为近代科学未能独立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经验科技观概念，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性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实际上80％以上都是技术，而少有在系统的逻辑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重经验概括，不重逻辑推理；重整体功用，不重内部分析。古代典籍大多是条目罗列，而无逻辑推理，不能形成系统体系；四大发明均属经验性和实用性的；我国天文记录从甲骨卜辞时代即已开始，以后历代对天文现象之观察和记录可谓详尽，但始终缺乏逻辑的分析与推理，缺少对天体内部的规律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哈雷彗星被记录了31次却从未有人发现其平均周期。从中凸现出古人重经验记录和整体功用，却轻视逻辑推理和理论概括的思维定式。
总之，尽管经验科学观、有机自然观、实用科技观都时时在为科技发展孕育着条件，但在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验科技观始终处于经验形态，未能上升到理性及思维的逻辑性和理论化；有机自然观也始终是一种有机自然观形态，却没有屈身下逮至实验和实证，相反却与封建伦理学说混合，最终失去科学探索自然的意义；实用科技观也始终停滞在科技的实用性上，未能从中产生出科学探索的求真精神，相反在为强大的封建王权服务中，呈现出科技的依附性。再加上长期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切终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失去了政治、经济、思想和物质的基础，近代科学终未能独立地在中国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