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继承了西方中世纪大学注重专业人才培养的传统，大力发展应用性学科，形成了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的特色。与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相应的是，教会大学十分重视进行学科体系、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的调整和充实，增加应用型知识的比重。如，金陵大学在强化农科建设方面颇具特色。
1915年前后，学校开办了农村学院，陆续设有农艺学系、森林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教育系以及农艺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等。为了提高学术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地位，学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定期交换教师，共同开展研究。20世纪上半期，金陵大学的农村学院是中国最有名的农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十分显著。
此外，教会大学在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及进行相关领域研究方面亦颇多建树。如东吴大学的法科、沪江和圣约翰的商科、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等都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1925年9月，两校共同争取了霍尔基金会的资助，达成了合作协议。学社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哈佛与燕京的共同努力，“促进中国文化及汉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的进行。学社的成立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了两校在汉学专门领域的研究工作，如燕京国学研究所很快便成为中国文史学科的研究中心，其刊物《燕京学报》在创办的20余年中，刊登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这一时期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通过学社设立的奖学金，使一批立志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中西方青年和研究者得以赴哈佛和燕大深造，培养了不少有影响的专家学者。
第三，重视教学、研究与推广相结合。如前所述，大学的职能经历了从以教学为中心，向科研为中心的转变。进入19世纪后半期，应美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求，颁布了《莫里尔法》，赠地学院运动蓬勃开展，并逐渐孕育了相应的新的教育理念，即“威斯康星观念”，强调大学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大学只有在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自身才能走向兴盛。这一新理念，使大学真正走出了象牙塔，使社会服务成为继教学、科研之后高等教育所承担的第三项重要职能。由于当时的教会大学中，美国占了主导地位，因此，注重大学与社会联系便成为教会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教会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1）普及知识，推广文明生活方式。不少教会大学组织学生深入附近的工厂和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扫盲活动，进行知识的传授和文明习惯的传播。（2）推广先进的科研成果。如不少教会大学的农科，将自己培育出来的粮食优良品种，研制的化肥、农药和新型农具等到农村去推广展示，通过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农业改良推广实验站等，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的农业生产力。当然，通过这些活动，教会大学也试图展示自身的实力和价值，提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重视科学研究自然是提高大学地位和声誉的重要基石，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支撑。教会大学普遍十分重视科研，在完善学科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创办各类研究机构，除组织专门人员从事研究工作外，倡导教师开展研究。学校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成果不仅在改善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而且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职能。教会大学建立了一套严密而稳定的教学制度，在学制、教学标准的制订，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考试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执行，使教会大学的人才质量和教学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比如，在课程设置上，既注重给学生扎实的基础训练，形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强调扩大知识面，通过开设选修课、实行主、副科制，使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启发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重视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安排上，注重中西融会，贴近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重视英语是教会大学的显著特色和品牌。此外，严格的考评、淘汰制度，严谨笃实的学风，也保证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总之，教会大学将教学、研究和推广有机结合，使培养人才、发展学术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提高自身办学水平的同时，与中国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四，营建了一种新型的校园文化。教会大学的特色不仅表现在其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学校组织、管理形式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师生关系和校园文化的特色上。与中国相比，中世纪欧洲所建立起来的等级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猛烈冲击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大为减弱，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念和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教会大学处理师生关系提供了信条和方式。一般来说，教会大学普遍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强调教师关心学生，双方建立平等、亲密、融洽的日常师生关系。比如，在圣约翰大学有一条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规定，教职员工相互以先生相称，不冠以头衔，校长卜舫济经常去视察宿舍和探望病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常常在自己的居所以茶点招待新生。教师大多熟悉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学生接触、沟通、联系亲密，他们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照顾。当然，在民族矛盾激化时，这种人际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正如燕大学生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识所无法主导和扭转的。
教会大学丰富多样的校园生活构成了其校园文化的又一主要特色。教会大学建有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它们在学校生活中相当活跃，由它们组织和领导的学生课外活动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这些社团强调学生的自主、自立、自治，具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规章制度。其活动主要包括课余学术活动、课余文体活动和课余社会服务性活动几大类，如“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经济学会”、剧团、体育运动队等，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设立邻里服务处、为失学儿童开办小学等等。
教会大学还通过一套标志系统，如具有自身传统积淀的校训、校歌、校徽等，凝练和概括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使之成为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还有校园建筑、园林的构思和布局等，都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征。当然，有意识地营造和强化宗教氛围，是教会学校实现其传播福音目的的重要方面。
此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西方教会不仅通过建立教会大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而且，通过传教士个人参与中国政府办学，担任学校管理工作和从事教学等把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加以移植。中国最早的4所大学中，有3所是由美国传教士帮助兴办和主持的，如丁家立在北洋大学、福开森在南洋公学、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总之，在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进程中，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民国以后，教会教育发展势头迅猛。据统计，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数从1876年的4900余人，到1912年增加为138000多人，而到了1920年，仅七八年间，更是增至245000多人。其中教会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教会学校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一种与西方教育和宗教紧密结合的异质性迥然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更何况，它是在鸦片战争后，以中外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为存在的基础。因此，不管其发展演变的具体经历怎样，其创办者的动机和意图如何变化，教会学校与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到中外关系紧张，民族矛盾上升时，它们常常会成为众矢之的。
经过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紧随其后的“五四”运动，一方面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也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所激起的强烈危机意识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加深了中国社会对教会教育蔓延的警惕。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就极力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以美育代宗教”，之后，又与余家菊等人一起从教育独立观点出发，认为教会应当退出教育领域，国家应实行教会学校注册法。陈独秀强调教会教育是帝国主义实施文化侵略的工具，对中国人民实行“十足的奴隶教育”。胡适等人则对教会教育提出了改良性的意见。尽管意见和建议林林总总，但各方一致认为教会教育必须改造。
进入20年代，教育界产生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讨论“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学校生活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等问题。由此直接引发中国学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影响，并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基督教在华势力。上海、北京的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社会各界也开始响应。由于非基督教运动是从反帝爱国的立场出发反对基督教势力，因此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各教会学校师生亦纷纷行动起来，使久已存在的教会学校中爱国师生与学校管理当局的矛盾被激化，各地教会学校发生了多起大规模学潮。正是在这一高潮中，教会学校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并正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
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当局因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行动而激起全校学生的公愤，许多学生退学以示抗议，并得到了广州其他教会学校学生的支持。6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社会名流、民间团体、学生组织和各家媒体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表明自己的收回教育权立场。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五卅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而中国政府竟无权审判凶手，这一事件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国家主权问题的思考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深入。这些都迫使政府当局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以谋教育权之收回。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内有6条规定，主要包括：学校以中国人为校长或副校长；中国人应在校董事会中占过半名额；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等。
尽管由于中国社会当时的性质，收回教育权的诉求不可能获得根本的实现，但这场运动却使中国人民对教会教育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入和清醒的认识，使教会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迫使传教士们重新思考教会学校的生存与前途。应该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进了教会学校的世俗化、中国化进程，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确实有着借助西学教育传播福音、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行文化精神侵略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也为中国教育了解和学习西方新教育提供了一扇窗口和实际的示范。教会学校传播了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推进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在女子教育领域开风气之先；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教育管理系统而严密，体现了较高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尽管教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从中国大陆消失，“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仍然继续用于高等教育，它的教师和毕业生（包括中途辍学的肄业生，后者为数更多），仍然在许多大学或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而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若干领域的领导与骨干，如农业、医学等。他们不仅运用在母校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而且还或多或少继承着教会大学传统校风中的优良部分。”
◆学习重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国门洞开后，西方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大量的特权，包括传教和开设学校这一历史背景，以及在反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反宣教与进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错综交杂的矛盾冲突中，历史地评价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评价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学习本章内容须重点了解和认识教会学校的主要发展阶段，基本形式、内容和特点；教会教育的世俗化、大学化发展趋势，尤其是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相互关系；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这一舶来的异己物所具有的两重性，通过思考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为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教育的国际化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