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劳动”是劳动者在智慧经济时代里，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行为，是劳动者与智慧文化、智慧技术、智慧应用联动的结果。
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的市场主导地位正逐步被削弱，正在被某种其他东西所替代。
智慧经济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领域，已呈现了大量的非固定时间非固定场所的劳动力形态，甚至还可能会出现这种劳动力从业数超过产业劳动人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劳动形态支撑着智慧经济体系的发展。
于是，这个正在逐步替代资本的市场主导份额的“某种其他东西”就是智慧劳动，智慧劳动不光是依仗着智慧技术，而是智慧文化、智慧技术、智慧应用相互融合的劳动形式。
智慧技术是智慧劳动的工具，智慧文化、智慧技术、智慧应用等联动的智慧劳动属性发生了变化，智慧劳动实现了低成本的自我发展和低成本的企业内部扩张，导致了智慧劳动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导因素，正在逐步地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智慧系统功能细胞”的智慧劳动，正逐步与资本一起分享市场主导地位的影响力。
这一分享作用，淡化了资本单一的经济主导控制力，从而削弱了虚拟需求非理性膨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智慧经济时代通过智慧劳动，人们完全可以摆脱资本的影响而实现自我膨胀。加之借助于智慧共享平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将被弱化，人们理性的智慧判断力逐步提升。
这个年代再不是以资本为唯一的市场经济主导者了，新劳动形态正朝着市场主导地位转变，智慧劳动将与资本并立，一起成为市场经济的新主导者。
智慧劳动以其独特的时代属性，正逐步摆脱被资本雇用而形成与资本共同主导市场经济的局面，对单纯资本主导下的虚拟需求的膨胀起到了遏止作用。
注意：智慧劳动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后，并不是真正地劳动雇用资本的开始，也并不意味着资本就退出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不再起主导作用，相反的是资本仍然是经济的主导者之一，仍然对我们的经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仅仅是它将不再是独霸天下，而必须是与智慧劳动一起协同才能统领天下。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作用和虚拟资本还将继续存在，虚拟的需求也一样会存在，只是它们会被智慧劳动所制约，而更趋于理性。
此时的市场价格波动表现还会受到虚拟资本的作用而脱离实际需求的影响，但不再可能是“疯狂作乱”了，也仅仅只能在实际需求与合理虚拟需求之间波动，市场经济也将回归到可承受波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鉴于这种新情形的出现，也许我们有些人会问：虚拟资本在智慧时代无法再制造非理性的需求来获取泡沫经济带来的利润，会不会转为通过对已经成为经济主导者之一的智慧劳动本身的操作，而制造劳动的虚拟需求或虚拟价值呢？
笔者认为：资本可以创造物质的虚拟需求，却无法创造劳动的虚拟需求，就像资本无法最后真正雇用劳动一样。这是因为劳动使用价值和劳动交易途径的特殊属性均不同于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商品在使用的过程，使用价值递减；而劳动在使用过程中，使用价值不但不递减，还就会创造出了新的使用价值。
同时，物质商品（有形的或无形的）的交易双方，是脱离产品本身的交易行为，商品仅仅是交易的标的物，而不是参与方；而劳动交易双方的其中一方一定是产品的本身，也就是交易的一方既是标的物又是参与者。
这样的产品属性和交易特征，使得资本无法单方面制造大规模的需求假象或单方面控制最终的劳动量，就是说资本无法直接操作智慧劳动。从而也就无法在当智慧劳动作为主导经济的地位稳定后的智慧经济时代里，通过制造“智慧劳动”的超级泡沫而获得巨额利润，只能与智慧劳动结合而获取合理利润。
注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互联网泡沫，仍然属于资本主导经济时代里，资本对互联网产业的操作，而不是对智慧劳动本身的操作。
到此，这种扭曲的虚拟需求现象，将随着智慧劳动主导作用的强化，而逐步淡出由智慧经济所倡导的理性经济市场。
现在我们可以说：“预期收益”的引入比凱恩斯主义，在更深层次上的第二次延续了资本主义生命；
而“智慧劳动”则是在摆脱了第二次延续的末期危机，第三次延续了资本主义（所有的市场经济）的生命。
第二节 FXC与新自愿绑架现象
智慧技术加剧了非现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我们对智慧时代出现的各种与劳动者命运相关的新现象和新结果的思考。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观察一下劳动者解放的路线图：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把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缩短了劳动者的固定劳动时间；到了信息经济时代，又把劳动者从单一特定的固定劳动场所中解放了出来，呈现出了劳动场所的多样性；如今的智慧经济时代再从固定的PC，到智能的移动终端，实现的是更大的自由和自主。
非现场经济指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在固定场所固定劳动时间的解放程度，从而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FXC上扬，劳动自由度带来生产率的提高，GDP增量加快，财富创造的总量加大；另一方面非现场经济促使了智慧劳动的大发展，逐渐地成就了智慧劳动的经济主导地位。
非现场经济的这种成就使得我们逐步摆脱了资本主导经济带来的“资本绑架”，开始进入一个智慧劳动与资本共同主导经济的新时代，为缺乏资本积累的广大平民带来了新的致富希望。
可是，我们也应看到非现场经济同样将经历一个新事物到旧事物的发展过程，一个与资本单一主导经济一样的发展历程，那就是“初期的促进社会经济”到“后期的绑架和阻碍社会经济”。
非现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后期），在放大了信息经济带来的数字鸿沟作用下，也许数十年、数百年后，此时的数字鸿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贫富鸿沟，而是结合新的利益驱使，再次演变成所有人将自觉或不知觉地被非现场经济所绑架。
这里的绑架已经不再是“谁绑架谁”了，既不是哪个国家绑架哪个国家，也不是哪个群体绑架了哪个群体，而是统统被智慧技术所再次绑架，并且是呈现出了一种自觉自愿的全新的被绑架趋势。
那时的绑架不再是像“资本绑架”那样地被经济主导者所绑架，也就是说新的绑架者不是新的经济主导者“智慧劳动”，而是脱离了经济的主导者，被经济主导者支撑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所绑架。
世界大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将人们的国与国、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间的博弈，从直接的资源博弈和资本博弈，演变到了知识的博弈、智慧劳动及智慧应用的博弈。
这种博弈的发展趋势是：不论是博弈的哪一方都将自觉自愿地被智慧经济所绑架，谁也不愿落后。
这是不同于单一资本主导经济后期出现的“被资本绑架”，资本的绑架是由社会经济的主导者作为一方，是资本作为唯一的经济主导者，而掌握资本的往往是特定的少数人群体；而非现场经济的绑架并非是智慧劳动最为新的经济主导者去替代原有的主导者而绑架社会，是非现场经济现象绑架了大家。
这种绑架是“社会整体现象的绑架”，既不是原有的主导者资本，也不是新的主导者智慧劳动，而是在特定的智慧经济时代里，由一种新兴的非现场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社会现象绑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这种绑架行为并非是特定群体可以掌控的，它是一种社会性综合力量。
非现场经济通过“解放”和“绑架”这两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解放是形态的，绑架是实质上的。
一方面人们参与智慧技术应用的活动加剧，追求信息的完整性将越依赖于智慧技术。人们的判断思想、谈判思路等不知不觉地被智慧环境所绑架，劳动者的思想和信息获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绑架；另一方面借助于智慧技术，信息不完整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判断时效”与“系统控制”上。
判断时效：人们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完整的信息量和对称的信息量。在智慧经济时代里，随着借助于智慧系统公平获取信息渠道的完善，这种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性日益弱化，于是另一个现象被放大，那就是判断的时效性。
这里的时效性包含获取等量信息的时间消耗，以及等量信息获取后作出的判断时间消耗两部分。
这种时间和速度上的比拼，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更自觉自愿地被智慧经济体系所绑架。
系统控制：这里系统控制不是指整个社会智慧体系被某个国家或某个利益团体所控制，而是主要指构成智慧体系的大大小小的各智慧系统，不断地被创新、不断地被更替。
智慧时代里，非现场经济表现出的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力的时间形态、地点形态、参与形态上的解放，体现的是人性的自由主张。
可是，就整个社会经济面看，这种解放也对应产生了实质性的绑架，这种通过“判断时效”与“系统控制”使得劳动经济效益的改变，导致了市场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的重新制定。
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再次被智慧环境所改写，人们不再单单以劳动时间的多少或资本投入的多少来实施市场游戏规则和利益分配规则，“自愿绑架”的程度将成为新规则的核心，使得这种绑架性剥削更具隐蔽性和“合理性”，成为了人们争相追逐的“自愿绑架”理由。
自愿绑架者并不表示就是接受被剥削而成为受剥削者，剥削者同样需要自觉的绑架，而且正是这种自觉的绑架程度决定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身份转化。也就是说，绑架得越紧，被剥削者越有可能转化为剥削者；绑架得越松，剥削者越有可能沦落为被剥削者。
这里我们要给剥削者传递的信息是：新游戏规则下如何巩固自己的剥削者地位，财富积累型的剥削基础将被削弱，洗牌频率在加快，新的剥削者可以不靠资本积累而颠覆原有的剥削者。
我们给被剥削者传递的信息是：明白新游戏规则的诞生机理，明明白白地被剥削，有机会通过绑架而转化为剥削者。
这里的“绑架”词性属于中性词，不带有贬义，只有当你退出社会竞争，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笑看这个疯狂“过山车”时，“绑架”二字才又理性地回到了犯罪感的词义上。
新时代的特征集中反映在了“低成本的便捷”和“被智慧经济环境绑架”两个环节。当非现场经济成为主流时，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智慧劳动效能等几乎达到了“生死时速”。
信息流、知识流、智慧流，交织成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人们在拼命地捕捉信息、感知信息、加工处理信息、丢弃信息，运用智慧体系创造新信息、应用新信息，构成了一个智慧信息的生命循环网络架构。我们相关产业界的各路精英将会“毫不犹豫地、几乎没有选择地”加入这股时代的智慧劳动的洪流之中。
在智慧时代里，随着非现场经济的深入，这种自愿的绑架现象将推动社会财富分配或再分配的游戏规则修正。劳动的经济效益提高和分配规则的改变，剥削和被剥削的程度也将拉升，产生了“相对性贫富分化”加剧和“平民参与机会”概率提升同步的现象。
这样，作为非现场经济程度的反映指标FXC，其展现出来的最终结果是：指数越高，国民总收入增加越快，非现场经济在GDP的贡献比越高，直接绑架和隐形绑架现象也越来越厉害，贫富两极分离速度越快，同时由于资本作为市场动力霸主地位的弱化，不靠资本力量而单靠智慧劳动，产生新贵的速度也越快。
由于，绑架是解放的对应产生物，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的FXC指数越高，被绑架程度也越高。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无法消除贫富差距，其积极意义仅仅在于：
（1）人们的生活品质整体得到提升。
（2）富豪榜更新加快，平民具有了均等的竞争机会。
整体生活品质提升：使得我们的社会发展将是：“朱门酒肉臭”还将存在，“路有冻死骨”却再也找不到了。
机会均等的可能：使得但丁名言“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的场景不再出现。
由此看来，“消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难以真正的实现；“消灭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却剥夺了机会的平等。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现阶段我们能感知或借助于这种感知而作的预测性结论，只有智慧经济时代的“机会均等”的社会特征，更接近于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要旨。也许若干年，也许数百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非现场经济带来的“机会均等”又被打破，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终将产生更新的经济现象和新经济平衡的新动力。
第三节 和谐经济的曙光
过于遥远的未来我们无法准确预知，可是我们知道在当今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现实社会里，金钱已经成为人们满足各种需求不可缺少的媒介。
因此，挣钱就成了致富的代名词。挣钱，通过挣更多的钱，不断地去实现自我的需求欲，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正如马斯洛“人的需求”结构理论所言，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均存在着一定的需求欲，自我实现的需求，尊重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生理的需求。
这样，人们在追求和实现这些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时，事实上却演变成了获取金钱。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真正获取金钱，而且是公平地或正当地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