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非现场安全经济学 前面我们提出了非现场经济学的主张，分析了非现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
通过以上的一些讨论，我们知道了智慧时代非现场经济的一些社会作用和发展趋势，也知道了非现场经济是建立在“智慧共享体系”的基础之上，智慧劳动的产品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
这一产品能够在非现场环境里，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而被大量复制和再分配，也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增加费用，其价值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而不是传统的现场工作来实现的。
这个过程不光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传感技术的结合，其真实效果更是技术与文化的使用价值整合，这种智慧整合后的新劳动的使用价值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的“应用和服务”的形式表现出来。
注意：智慧经济不是单纯的科技经济，是智慧科技、时代创新与民族文化的结晶，载体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共享型智慧体系。
它不是简单地用智慧经济去替代传统产业，提供的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支撑。也就是传统的基础产业还将十分重要地继续存在，它仍然还是智慧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点非常重要。智慧经济的真正作用是支撑和提升各行各业，包括支撑和提升传统产业经济的再发展，智慧经济最终的支撑和体现就是：共享型智慧体系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与服务。
在现实的非现场经济活动中，智慧劳动的实际效应，都将集中反映在了非现场经济的“应用”与“服务”层面上。
它直接决定了“智慧共享体系”能否从一个单纯的“共享的研发平台”而演变成真正的“智慧共享平台”，成为智慧劳动直接的应用和交易的综合平台，也就反映了非现场经济“渗透力”对传统经济的真实影响强度。
于是这个“智慧共享体系”是以数据流形式实现的，非现场经济的“应用”与“服务”的数据流准确性和传输可靠性将被日益重视。
这里的应用和服务所共同指向的“标的”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这种便捷就是非现场经济需求面的便捷、安全、低成本三大要素的平衡结果。
便捷：涉及整个运行体系的新科技和智慧劳动的完美程度，是各应用程序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包括个人单体或企业或组织的创新应用与直接使用）的体现，属于智慧文化的人性需求。
安全：是立足于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的个性需求，从应用与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来保障非现场经济个性化的有序开展，从而扩大影响到整个智慧经济安全保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提升。
成本：经济价值评估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之上的，同理对非现场经济的便捷与安全的价值评价也离不开成本概念。
这里的成本是指使用成本的下降，即非现场经济里获取产品的使用价值或应用与服务或信息来源的代价。是技术产品或服务提供商获取的利益空间减少值，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我需求和提供商调整利益期望值来实现。
这里讲的成本与智慧产品劳动成本和智慧产品投资成本有关联，但这里不作重点。这里的成本不是指这些产品制造的直接成本，而是指应用与服务环节的使用者获取这些应用和服务的代价。是在获得智慧共享体系提供的一切服务或智慧产品应用服务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它是指在应用与服务窗口上所展现出的智慧信息和智慧劳动成果，我们该用怎样的代价去换取。换句话说就是：用怎样的代价获得非现场活动中的便捷和非现场活动中的安全保障。
通常“便捷”与“安全”是一对矛盾，安全措施的增加往往会影响到便捷性，而应用的便捷性一旦离开了安全措施，又将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
一个昂贵的非常安全的便捷，通常是少数人的特权或科技成果展览或艺术品收藏，不是大众参与的非现场经济应用与服务的所需。
因此，我们将非现场经济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重点研究这三个要素的动态平衡。
在非现场经济里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息息相关，便捷是建立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的便捷，安全是便捷的基础，成本则是非现场行为实施的必要性前提。非现场经济各要素的联动直接表现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的动态平衡上。
这样也给供给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廉价地提供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我们可以看出，成本与安全和便捷成正比，成本投入越大安全提升越快；但成本投入因素与便捷性也提升；由于成本增速平缓时，安全和便捷、成本和社会接受度是抛物折线，适当时与便捷和接受度均为正比关系，超过临界点时，便捷和接受度则均为反比关系。
从第一阶段到地三阶段走势看，对安全的成本投入提高了应用的安全性，对便捷的成本投入同样提升了应用的便捷性，社会接受理解度也得到了上升。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走势看，成本投入的继续增加，安全和便捷自身也增加了。可是，此时安全的增加过了临界点，开始出现阻碍便捷性发展，导致便捷性急速下降。同时，社会对应用成本的涨幅接受度也开始出现了拐点。
从第四阶段到第六阶段的走势看，此时的安全度提升已经出现便捷性下降和社会不接受度的增加，属于进入无意义增加期；同时成本对便捷投入也进入不意义期，这样导致总成本投入进入下降期。
因此，我们选择的将不是便捷的最高点，也不是社会接受度的最高点，更不是安全的最高点，而是在：安全的上升期中的便捷和社会接受度的下降初期（即第四节点左右）。
我们在这个走势节点的基础上，再开展成本优化，降低综合成本。
并非成本投入一开始就越少越好，必须是以在保障这个节点指标的前提下，才开展的成本优化或减少成本投入。
“便捷”、“安全”与“成本”的动态平衡研究，是在假设整个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单就非现场经济内部环境下需求面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点分析。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非现场经济环境层面三要素与需求层面三要素是不同的指向，其区别点我们可以通过一张比对表加以区分。
环境层面应用层面
信息本身：社会的信息完整性便捷应用需求获取的必要性
劳动成本：生产产品或创造服务投入的成本成本单一的应用获取代价
智慧技术：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基础环境条件安全获取的应用可靠性
应用层面的成本是指智慧经济时代的智慧劳动成本，环境层面的智慧劳动成本的下降，既包含了科技应用直接贡献力，也包含了新边际效益贡献力。
这种环境层面的智慧劳动成本下降传导到应用层面时，表现为不仅影响到产品的价格波动，更是表现为应用者获取过程中使用成本的降低。
在非现场经济研究中我们特别需要分清的是：劳动成本和使用成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劳动成本是指生产智慧产品时的成本概念，包括智慧劳动在传统产品和信息产品中的直接消耗，既包括有形产品的生产，也包括无形产品的生产。
而使用成本则是单指应用者在获取智慧的无形产品，特别共享型产品应用与服务时的代价，并不是直接购买独占某个产品时的代价。
通过智慧经济里非现场经济这些要素联动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知道：非现场经济的活动直接表现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的动态平衡上。
便捷是建立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的便捷，安全是便捷的基础，成本则是非现场行为实施的必要性前提。
即非现场经济的应用和服务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安全基础上的便捷，应用的便捷性一旦离开了安全措施，将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而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也可表述为：非现场经济的应用和服务是不影响低成本便捷的保障基础。
非现场活动依靠移动互联和智能移动终端而实现，由于交易实施的非面对面和随时变化非固定常所，加之指令和数据流传输的空中化。
因此，这种非现场活动能否有效地成为经济活动，其决定因素就在于安全措施，在于非现场活动的身份识别的唯一性和应用安全保障体系上。
也就是我们的非现场交易不仅仅要提供应用体系的丰富性和便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丰富和便捷的体系是建立在用户可接受的安全保障的基础之上的。
信息经济中的应用与安全方案的演变轨迹，往往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信息经济提升的轨迹，也是一个国家信息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
由此我们也可推导出：在智慧技术共享的今天，所有的核心竞争力最终都将体现和应用在我们一定的智慧经济安全体系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了中国整体社会在创新领域上投入的现状，特别是在核心竞争力（如中国标准、中国操作系统和中国核心芯片等）研发环节的社会投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
我们知道安全经济是靠安全技术支撑的，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落后现象，逐步演变成了智慧经济安全体系的依赖性硬伤。
这种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的失衡，导致了我们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长期落后，也成为我们安全经济和安全技术进步的瓶颈。
笔者认为这种硬伤不仅仅影响民族ICT产业的竞争力，还将是从智慧经济的基础层面的安全上（信息经济的安全基础架构），威胁着我们的整个经济安全。2011年1月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2010年遇到过病毒式木马攻击的网民比例为45.8％，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占21.8％。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