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衢州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在自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历史上就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的某些特征。明人张瀚曾说：“严、衢、金华郛郭徽、饶，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桕之饶，则萃于浙之西矣。”这一说法从经济结构角度认为浙西诸府（包括严州、衢州、金华等）是一个共同经济体。明人王士性则从地理构造及民风特征角度阐述了金华、衢州等浙西南地区的一体性，“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金华、衢州位于浙江最大的盆地——金衢盆地，大部分地区属于钱塘江水系，相同的地理、水文结构形成了相似的经济发展格局以及相似的民风民俗，由此构成了浙西南地区生活世界的核心。这是孔氏南宗立足于斯、繁荣于斯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在参考、整理历代衢州地方志、《浙江通史》以及王一胜先生的《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等文献的基础上，对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传承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将其作为探讨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文化互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第一节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
衢州地处浙江省西部，为浙、闽、赣、皖四省辐辏，东接金华市，东南连丽水市，南部与福建省南平市相交，西部与江西省上饶市、景德镇市为邻，西北与安徽省黄山市接壤，北面与淳安县、建德市毗邻。区域内自然环境独特，人文底蕴深厚，因此被称为“东南阙里，山水流韵”。
一、历史沿革与自然环境特征
春秋时，衢州市境为越国西鄙姑蔑之地。楚威王六年（前334），楚灭越之后属楚国。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置天下为36郡，在吴、越之地置会稽郡太末县，县治设于今龙游县治西陲。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分太末县西部设新安县，县治在今衢州。建安二十三年（218），从新安县分置定阳县（今常山县）。西晋太康元年（280），新安县改称信安县。
东汉时，柴宏曾屯兵于龟峰。三国时，吴国征虏将军郑平以千人守峥嵘岭（龟峰、峥嵘岭后为衢州府治驻地，即今府山）。此时，衢州已成为浙西南重镇。唐武德四年（621）设衢州，分信安县置须江县（今江山市）。咸通年间（860—872），信安县改称西安县。北宋乾德四年（966）分常山县置开化场，太平兴国六年（981），升开化场设开化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衢州辖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衢州为衢州路。元至正十九年（1359）废衢州路，设龙游府，府治设在西安县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复改龙游府为衢州府。清代仍依明制，衢州府辖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
衢州境内地质条件复杂，主要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基本形态，以衢江为轴心向南北对称扩展，形成“东西迫隘，南北遥阻”的地形特征。衢江两侧为河谷平原，外延为丘陵低山，再扩展上升为低山与中山。东南缘为仙霞岭山脉，西北及北部多丘陵低山，中部河谷平原，低丘岗地交错分布，东部以河谷平原为主，地势平缓。形成总体地貌由河谷平原—低丘岗地—高丘—低山—高山过渡的特征，其中平原总面积1289平方千米，90%以上为河谷平原；丘陵山地面积达7560平方千米，其中丘陵面积3233平方千米，山地面积4336平方千米。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主要有金衢盆地（西段）、常山盆地和江山盆地，其中金衢盆地是我国南方著名的红色盆地之一。盆地土壤类型多样，有利于农牧业的全面发展。境内河流主要属于钱塘江水系，主要有衢江及其支流，“衢江流域自安徽省休宁县发源至兰溪汇流处止，主河道流程232.9千米，全流域面积为11138平方千米”。衢州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境内温度适中，然位置在省南，华摄表通常比较高于省垣一二度至三四度。雨量含有山林性，寒燠不时，春寒多雨，暴热亦雨，春夏雨多，农常忧潦，秋冬雨少，农常忧旱”。数据显示，衢州年降水量在1500~2300毫米之间，但年际差异较大，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干湿季节分明，易旱易涝。复杂的地貌特征，分布广泛的丘陵山地，尤其是全年光照充足、降水量丰富、四季分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衢州成为农业发展的良好地区。
二、以农为主的经济形态
历史上的衢州，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非常明显。与其他类似地区一样，衢州地区的河谷平原往往具有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天然优势，农业开发也从这里首先开始。但因为“衢地踞高原”，因而对农业的开发必须“负山引泉，农民生活全恃水利之调剂得宜”。王一胜先生认为：“金衢地区河谷平原的开垦是随着坡塘为主的水利工程的建设而展开，自汉代以来金衢地区持续开展的水利建设，使河谷平原已大部分得到了开发。”尤其是宋元以后，衢州地区大型坡堰工程的兴建，如南宋乾道二年（1166）的石室堰，庆元年间（1195—1200）的猫儿堰，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的桃枝堰等。灌溉面积从百亩到万余亩不等，使地区内河谷平原得到进一步开发。这一时期，该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与水稻品种的增多和耕作方式的改进也密切相关。由于受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该地区水稻的品种较多，播种时间也不一致，但干旱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宋代曾在此地尝试推广耐旱的“占城稻”，但推广效果并不明显，“盖衢之田燥，岁多旱，何独无此种也”。相反，其他耐旱品种则较为普遍。麦子是该地区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每至麦收之际，一望郊原，无非麦浪。”在经济作物方面，衢州的柑橘素负盛名。早在南宋时期，衢橘的种植已有规模，大诗人杨万里曾留下佳作：“未到衢州五里时，果林一望蔽江湄，黄柑绿橘深红柿，树树无风缒脱枝。”明代，衢橘品种增加，并成为贡品；清代，柑橘种植面积更为扩大，“遍地皆栽”。明末清初以后，河谷平原的开发以沿江淤（沙）地为重点。由于土质的特点，沿江沙地的土质特征普遍适宜于种植棉花、花生、糖蔗、西瓜、桑树和果木等经济类作物，“收益较田尤丰”。但“所虑者洪水为灾，随流堙没”，因此，尽管沿江沙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但由于防洪水平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沙地开垦和经济作物的收成一直处于不稳定状况。
衢州丘陵山地占土地总面积的85%以上。对丘陵山地的开发，早在宋代就较有规模，“以园地论之……有山桑，有陆地，有茶地，有竹脚，有柴檬”。元代以后，“石田”大量出现，光绪《常山县志》载：“浙东衢民最贫，衢土最瘠，山高水迅，砂积为田。”《开化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开田少土瘠，不足一邑之食，唯栽衫为生，姜漆次之，炭又次之。依山傍水垒石为丘，人力之工居多，编民流离四方，地复为山，田化为河者比比。”可见，当时对丘陵山地的利用，主要集中于旱类作物及茶叶、杉树、桑树等经济林木。而且明清以前对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在总体上只是处于局部地位，直至清代以后，由于耐旱农作物的大量引进和耕作方式的不断改进，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发阶段。尤其是玉米、番薯的种植更为广泛，“深山穷谷，则专种苞粟以充一岁之粮”，番薯“一亩可收数十石”。同时，传统的三熟耕作制也得到更新，由原来的粟、芝麻等杂粮换成玉米或番薯，从而形成了麦—稻—玉米（或番薯）的种植方式。有关数据显示，衢州地区1949年三熟制耕地约占40%，一熟和二熟各占30%。与此同时，柑橘、桑蚕业、茶叶、杉木等经济作物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杨万里的“新晴户户有欢颜，晒茧摊丝立地干，却谴缲车声独怨，今年不及去年闲”，生动地描述了江山的桑蚕养殖盛况。开化“惟栽杉为生，姜漆次之，炭又次之。合姜漆、炭当杉利五之一，而惟正之供与养生送死之需尽在其中”。明中叶时，杉木的利润最高每年可达近十万两，以至于“以故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
三、工商业的发展
衢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咙，通宣歙之声势”、“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所辐辏”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至迟在宋代，衢州就有“五路总头”之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衢”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季志耀先生对此曾作了较具体的解释，认为“五路总头”主要包括两条水路、三条旱路。一条水路是指衢江航道，上联徽、歙，下通杭州；另一条是乌溪江，上达遂昌、龙泉，下游在今衢江区樟潭镇与衢江汇合。三条旱路指官道、北山通道和南山通道。南山通道在宋元时期被认为是陶瓷之路，也是民间私盐之路，其东可通温、明（今宁波）两州，往西可达龙游溪口、灵山、全旺、大洲、石室、大川至江山经仙霞古道可达福建。全旺乡的宋代窑址、大川的元代窑址都在这条路沿线。全旺在宋代可谓是陶瓷之城。可见这条通道是重要的商贸之路。在近代交通兴起之前，水路和驿路是衢州的主要通道，在此背景下，古代衢州交通地位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三次南游均通过衢江入闽、入赣。在古代，浙盐行销四省，由此形成的许多繁华埠头，如华埠、航埠、清湖等，都是当时航运的起点，也是当地货物的重要集散地。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更沟通了包括衢州在内的钱塘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衢州由此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一）唐宋时期的工商业发展
隋唐时期，衢州大部分地区得到开发，商业发展水平也得到相应提升。如衢州所产瓷器与婺州同属婺州瓷系，陆羽在《茶经》中将其列为第三：“碗越州上，鼎州次，衢州次。”马端临《文献通考·矿冶》载：“唐凡金银铁锡之冶一百八十六，衢州有银。”另据《新唐书·食货志》《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的记载，衢州贡白苎、苎布、麻布、棉等，而且印染业陆续问世。由此可见当时衢州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宋代尤其是宋室南迁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面南移，衢州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产瓷器尤其是全旺两弓塘窑群生产的彩绘青瓷，在当时可与越窑相媲美，为浙江青瓷增添了绚丽色彩。同时，衢州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刻书之地，据《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所描述，两宋私家刻书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为最，其中的赵是指当时的衢州太守赵淇。衢州的制墨业也十分发达，张畴斋的《墨谱》盛赞叶茂实所制之墨“虽经久或色黯淡而无胶滞之患”。蔡氏、叶氏之墨曾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一些势利之徒趁机仿制假冒，牟取暴利，衢州城内“货墨者多，皆茂实名而实非也”的情况。处州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货于婺、衢间”，逐渐成为巨富，绍兴四年（1134），“至衢州，诣市驵赵十三家，所赍直三百千，赵侵用之，王久留索债不可处”。城内旅店业也十分兴盛，如当时衢城南市的一家大旅店，“楼上开置柜枋，楼下开置茶肆”。城市的发展也导致居民结构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云：“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命许占寺住。”由此，许多迁衢士人往往寄住于此，“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有菱茨池数百亩……士大夫多寓居”。
此时，衢州的商业空前发达，商税“直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城市的发达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判断一个城市的社会影响及其在城市体系中所具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熙宁十年（1077），浙江地区的商税总额为695666贯123文，其中属于州城的为361681贯336文，占51.99%；衢州地区的总税额为44763贯388文，其中州城的商税达39383贯872文，占87.98%。其州城商税额在当时江南地区的15个府州中，衢州仅次于杭州和苏州而居第3位，在全国排名第13位（一说第12名）。衢州也因此成为此期浙江中部和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流通城市，地位曾在婺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