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是怎么自杀的
香村
粤语像德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只是操其中一种语言谈得兴高采烈的两个人，少不免会被听勿懂的第三者捉狭取笑：“你们在吵架？”
两种人群相似与否，五百字写不完，不过近日连串的“黎明事件”，倒叫我联想到正在香港还阳的德国名产——希特勒皇朝的基石由什么人帮忙奠定？盖世太保也。劳苦功高的秘密警察，此地也有样学样，本来只属传媒作业（如狗仔队），现在门户大开，全民响应，由响应媒体报料开始。
纪录片载：“盖世太保始于二十人不足的小规模，但它深谙‘人民就是力量’。‘人民力量’——仇外、排他，为了巩固自我的优越感，养成狭隘与疑心重的日耳曼人性格。投其所好，成绩斐然，告密信件如是雪片飞来：‘我的邻居是个装扮男性化的单身妇人，平日不见访客，形迹可疑……’一夜之间，盖世太保成功地由一个只有几个人工作的单位变成数不清的耳目，遭殃者，当然是不合乎民族‘纯粹’标准，又不获社会大众喜好的‘异端’。”纳粹倒台，德人经常以历史自警——“如何解下民粹主义的包袱？”答案之一是，“莫把一个都会搞成一条农村。”而这，香港人是否也如醍醐灌顶？
是“香港”抑或“香村”，大可从人们对待信息的态度得知——若终究能从其怪自败的经验获得教训，我们欢迎更多的“黎明吊颈”、“黎明生吞鸦片”、“黎明投河”。
多谢
黎明被传自杀，当这一位被逼当众招供“昨晚缘何失踪？”的先生再三打躬作揖，壁上观者如你我，到底作何感想？说上N次也不嫌多的“多谢各位关心！”，分明嘲弄挖苦，换来双方面皮斗厚——你说你的，我问我的，麦克风照样举近阁下的鼻毛，长镜头不停猥琐伸缩。
若数经典，还看下述：男主角以N种方式把“官方版本”N次回放之后，全体（无奈）缄默，死寂忽被一个问题打破，招待会被带回原地起点——“黎明，你自杀么？”
死不悔改者，谁？这样的拔河拉锯，岂不似“文革”批斗？纵然表面强弱悬殊，卒仔似的娱记论声势自不可与红卫兵比较，只是咄咄逼人毋须一定大声夹恶；相反，只要深信人多势众，力气大可留作后用，或者索性以软皮蛇把阁下的意志斗臭斗垮。
没有中国人不把“文革”称为浩劫，然而与异曲同工的场面照面，大家竟又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娱乐就是这样”，究其原因，只有一个：我又不是公众人物，就算有火，也烧不到我。却忘记了半年前的“陈健康”——能够挑起大众的食欲，管他有头有脸还是面目模糊，一样是好菜式。
今日，经理人甲又站出来代表某天后为婚变传闻澄清，没胆量叫文革阴魂“弹开”，她只有继续“多谢大家关心！”。
1999年3月17日—3月18日
由吊带裙说起
被薛凯琪穿在身上的是一件普通吊带上装，当日她出席的场合是替某儿童组织筹款的活动。两件事情加起来，成就一桩娱乐新闻的标题：“薛凯琪穿着性感，有教坏儿童之嫌。”电视娱乐新闻记者把镜头和麦克风挤到她的面前时，薛凯琪如是说：“是公司替我安排的穿着。”
背负同类“欲加之罪”的偶像派女歌手，薛凯琪不是第一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一代的梁咏琪因工作需要穿上比基尼，男友郑伊健马上要向传媒交代“感受”；新一辈的官恩娜、STEPHY、KARY、李茏怡、关心妍……只要你叫得出名字的，既然都穿过露出肩膊和双臂的衣裳，自然一一在“有否刻意贩卖性感”的问题前被媒体认定是以退为进：以摇头象征点头，以否认代表承认。
本来，你也不能怪责这些以玉女形象招徕观众的女歌手们“口是心非”：吊带裙子早在四五十年代已大行其道，当年被奥黛丽·赫本穿在身上时，为何不见惹来出卖色相搏宣传的手指指？
如果说赫本的年代太久远，七十年代末的经典，是《过埠新娘》中郑裕玲几乎从头穿到尾的一袭幼细肩带低胸花裙。换了今日，我不敢想象同一袭戏服会被拿来炒作多少借题发挥的所谓新闻——纵然，它在剧中的出现完全合情合理：故事发生在夏天，剧中人不穿凉快点，难道要以棉袄裹身不成？
偏偏踏入了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就是有人会在摄氏三十四度下将毛衣当金钟罩，并且认为这样穿着十分“正常”——尤其当那人是妙龄少女，而毛衫或毛背心又是加护在校服之上。俨然是本地文化特色之一的“不怕热女学生”，正好跟《过埠新娘》中的郑裕玲形成讽刺的对比：郑小姐当年并没介意平胸而需借衣服把身体密封，今天的女学生却有可能是怕身段太好而不敢以轻装示人。
欠缺“条件”的尚未遮遮掩掩，“有前有后”的反而忌讳以真面目面对大众的目光？如此矛盾的现象，反映出香港人对待身体的观念确是经历了在静默中发生的一场大革命：以前不会在身体和性之间自动画上等号，但今天，身体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躯体，它已变成“为达到个人目的而随时可被利用的工具”的象征，而括号内的长句子若要简化，就是两个字：性感。
又是目的，又是工具，对于一般不愿意被看成是“不择手段”的女性来说，当然觉得要清楚表明自己的为人跟“性感”无涉。是要出位、争位、霸位的人才有把身体当成武器的必要，“性感”如是成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虽然有人会把“健康”加诸性感之上，毕竟会被视为欲盖弥彰、见招拆招——既要强调“性感”也有健康一面，岂不变相承认它本来就是阴暗的？
社会大众把“性感”归类为居心叵测的负面气质，始自小报文化在本地的冒起，继而又由其他媒体发扬光大。七十年代没有名正言顺鼓吹偷窥别人身体和宣传“性感”可以成功“上位”的报刊杂志，郑裕玲的吊带裙可以穿得毫无压力。
八十年代梅艳芳林忆莲在乐坛上各领风骚，但群众对个中“骚”味并无抗拒，尤其林忆莲，她可说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声音发放“性感”的女歌手——梅艳芳的磁性唱腔无疑也有人十分受用，但到底不似忆莲的招牌气声，一句一句让阁下的耳朵似被羽毛搔弄。
只是林忆莲的“性感”无须以身体经营。倒是梅艳芳冲着麦当娜的浪潮而拍下了《烈焰红唇》的“谷胸”封面照片。女人胸部的大小争论于八十年代末期重新回到聚光灯下，先别说“双叶”叶玉卿和叶子楣如何在九十年代以身体杀出一条名利双收的血路——没有她们便没有彭丹，就是当年被一袭吊带花裙衬托出虽然平胸，但是十分史唛脱的郑小姐，也转个身以“第二次发育”的姿态引得全城啧啧称奇，同时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她的胸前伟大。
（女）艺人利用（投资）身体来提升自信与自我价值当然不是八九十年代才有的事。之前没有演变成“社会风气”，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建构，随着家庭制度的崩坏、个人主义的膨胀、教育的陷落，已逐渐从正统转向边缘——小报文化，便是利用这个转变拿下主导的位置，从此扮演呼风唤雨的希特勒。
传媒今天积极以不同方式鞭挞藉身体吸引男性目光的女艺人，极可能是因为社会追不上时代的进步——曾几何时，卖弄性感的，不是艳星，就是肉弹。二者之间，只有露多露少的差异，却并无身份地位上的出入。除了一个狄娜会被尊称为“奇女子”，同期的范丽、于倩（冤枉的于倩！）、孟莉、江丹以至后来的葛荻华、刘慧茹、余莎莉等等，无一不因无足轻重而被集忆记忆淘汰。
反过来看八十年代由麦当娜带起的“坏女孩”浪潮怎样影响女性对待身体的自主，便可明白为何传媒——特别是小报——也要跟随时势改变，替自己建构社会价值的角色重新寻找定位。第一件要改变的，便是不能沿用昔日从上而下、由高看低的角度来看待“后麦当娜时代”的女艺人们。她们从普普教母身上承传的“坏”，乃是怎样做个没有枉担虚名的MATERIALGIRL。
历史已经证明后资本主义时代下的时代女性确是借着经济独立和消费自主来“完成”上一代未竟全功的“解放”，其中一项便是不再为以物易物感到羞耻。我的意思是，正当香港人因援助交际或AV文化并无像日本般在本地成行成市而感到欣慰、自豪之际，“瘦身/修身/纤身/塑身”的广告却铺天盖地，把减肥等如赚钱——对于代言人，或投资——对于目标客户，的观念灌输给每一个人。身体如是被物化成可以兑换物质的筹码，而每一个人亦可藉打造身体为未来交易做好准备。
正正由于身体有价，并且数目不菲，社会对“出卖身体”在态度上也出现了改变：以前会被鄙视的行为，今天虽也一样被看不起，但当中已经夹杂了既羡且妒、欲迎还拒的复杂情绪。换句话说，以前的人不会幻想自己是艳星和肉弹，但今天的你和我大抵不会排斥在广告牌上看见丁字脚站立的自己，只要所谓的六位、七位数字报酬将如传闻般降临自己头上。
是的，没有一个时空比现在更让大众渴望在明星、艺人的身上寻找认同和建构自我。也就是说，艺人、媒体和我们，早已在媒体的策动下链接成三位一体。问题是，媒体一方面制造各种机会叫我们以艺人的身体作为认同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它又乐此不疲地指出艺人借身体“诱人犯罪”来打击和挫折我们的欲望投射。如是这般，艺人和我们只能扮演被媒体操控，不断生产和消费欲望的机器，因为它才是脑，我们不过是“身体”。
黄圣依提出要与发掘她的经纪人公司终止合约，几张被认为是她“自把自为”而拍下的性感照片成了双方争拗的导火线，更因被媒体争相刊载而万众瞩目。把杂志掀到另一页，郑希怡说：“我愿意为未来的男友不再性感。”
2005年8月16日
脱裤时代
艺人生涯原是梦？恐怕没有那么美。郑希怡在东华筹款晚会中意外脱裤引证了一件事情：在今天，艺人对自己“为何存在，如何存在”已不宜抱有任何遐想、幻想，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你不要面对它，它一样会逼着你妥协，例如，有时候一个艺人就是不可以把自己当“人”看待。
一夜之间，郑希怡尝到了再发十张唱片也不会有的“爆红”：“脱裤”过程被放上网后，极短时间已被点击超过二百万次，说明这一幕已不限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人才看到，而是郑希怡已“国际化”起来。从而，没有人会看不到她在事后被媒体拍到的懊恼照片，还有自责的呢喃：“在那一刻，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的事业完了！”可见她是从“蒙羞”的角度来看待是次失手。但，她也可以选择不那么“主观”地预设事件的影响，因为反过来看，由裤子一甩那刻开始，也可以是郑希怡时代的来临。
上述绝对不是风凉话——我认为它完全可以是客观的。“客观”者，是不从自己的眼睛看出去，却是以别的角度寻找自己。脱裤镜头无疑是上帝跟郑希怡开的一个玩笑，性质近乎恶作剧多于灾难性，所以即使它让当事人因出洋相而有失面子，但并未为郑希怡带来肉体或精神上的伤害。如果不是因为香港是个把身体和咸湿经常混为一谈的地方，大众不论在网上重看失手画面多少次，那也不过是技术的失误。但由于香港人有着严重的身体恐惧导致性欲过度抑压，我们才会在郑希怡的甩裤中看到跟性和羞耻有关的联想与幻想。
可能是连郑希怡也认为自己该为不道德的联想与幻想负责，她才会那么快便认定“事业完了”。只是她也可以想想不只掉了一条裤子，而是全身光光被人强逼拍了裸照的刘嘉玲都能在奇耻大辱中抬起头来，并告诉全世界“那不是我的错，我不该因别人的目光而相信被判死刑”的勇气，也许郑希怡便能找回作为女性，作为艺人，以至作为“人”的立足点：社会愈是不把艺人当人，艺人便愈要明白尊严的重要。
2006年12月12日
阿娇哭了
眼泪的作用
阿娇可以不哭吗？她在被偷拍更衣后对杂志表示心中充满恐惧，自然要把情绪释放。哭被公认是女孩子的本能反应，但我很想知道当这种事件发生后，愤怒和委屈在女性身上，可会有先后与哪个该比哪个更重要之分？
看着电视重复播放阿娇流泪、擤鼻子、拭泪。有时候是在新闻报道板块，也有时是娱乐节目的内容。这些画面一下子成了全港某种反抗情绪的催化剂——唯有在弱女子的委屈前，我们才感觉到传媒的恃势凌人，于是上街示威、投诉、呐喊？仿佛因为阿娇哭了，我们才终于知道什么叫愤怒，然而愤怒又怎样？一个人被激出义愤的一拳，要往逼迫他的对象打去，却发现他的对手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现象”！这时候，打到空气里的一拳会对谁构成压力？还是，它极其量只能是一种姿势，并且还不保证会不会反弹到自己身上？
我的意思是，“媒体”作为被攻讦、炮轰的对象，向来都是让群众力气花得最多，成效收得最少的事情。没有人会公开承认一切将是徒劳，但只要不骗自己，谁不知道大部分结果都是“小骂大帮忙”——当人们习惯了将欲望内化，再借媒体把抑压下去的七情六欲发泄出来，继而大骂提供发泄的媒体“不道德”时，其实是一只狗不断吠着自己的尾巴。骂得愈凶，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集体抑压，当抑压更严重，自然各式扭曲、病态、虚伪的发泄方式便更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