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一部分义和团组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随着义和团在北方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这个口号也被各地普遍采用。直到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基本上镇压下去为止，在近两年时间里，广大团众就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对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奉行了一百多年的“反清复明”口号的重大改变。其中的“灭洋”，是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义和拳已在实际上逐渐明确地奉行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口号正式提出来罢了，在此姑且不论；而“扶清”却是对一百多年来传统的“反清”口号和宗旨的突然大转变。与此相应，清朝统治集团（当时主要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执政的封建顽固派），也由过去一贯实行的对义和拳的“剿灭”政策，转变为在“剿灭”与“招抚”之间摇摆，并一度摆到以“招抚”作为公开的政策上去，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的团练，义和拳因而改名为义和团。
一个改“反”为“扶”，一个改“剿”为“抚”，是什么促使一百多年来的这两个仇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使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是发生这个重大变化最重要的历史条件。但是，光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未必就会使义和拳与清朝统治集团之间的敌对关系，变成此时的“扶”、“抚”关系。 因此，除了上述历史条件之外，还须从义和团的思想基础中，探寻其采用“扶清”方针的原因。
一
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它用以承担理论指导任务的杂乱的神道观。
义和团运动虽然是在它存在已至少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前身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义和拳本身始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组织、统一纪律，也没有明确理论指导的民间结社。同太平天国或后来的辛亥革命不同，义和团运动事先并未经过少数杰出领袖从事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而是在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的危急关头，由广大人民自发地，几乎“一哄而起”地发动起来的，它在斗争中也从未形成有威望的领袖或领导集团，它“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正因为如此，义和团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来指导行动，结果是用一种杂乱的神道观来替代，作为自己主要的思想武器：“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这些“神”，不外是从民间流行的旧小说、旧戏剧，诸如《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等得来的。
义和团就依靠这种杂乱的神道观（之所以称其为“杂乱的”，是因为它是由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传说、不同宗教中的神或神圣化了的历史偶像、人物偶像凑合而成的，且其本身亦无一个成条理的概念），再加上“焚香佩符，念咒降神”这套神道迷信方式，来作为鼓舞斗志、分辨善恶、维系纪律的主要思想武器。甚至给其团众练习武功也涂上一层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其练法向东南方三揖，合目默念咒语，或八字，或十六字，或数十字不等。念毕，即仰面僵卧，移时陡然起立，其形如疯，手舞足蹈，喘气如牛。其同练者，问何人下山，则答以黄三太、黄天霸等名目。”
义和团这种杂乱的神道观和神道迷信活动方式能为当时广大团众所相信和接受，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停滞，加上统治阶级长期施行愚民政策。那时，在中国，尤其在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广大北方地区，盛行神鬼迷信，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群众，很自然地从各种旧戏剧、旧小说中接受各种神鬼偶像来加以崇奉，这是不足为奇的。
不仅如此，这种神道观当时也为清朝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太平天国的“神爷火华”、“天父天兄”是断然不能容忍的；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更是洪水猛兽；然而义和团崇奉的洪钧老祖、黄天霸之类，倒也是他们奉若神明的偶像。在戊戌政变后，清朝统治集团“集数十顽固党徒，行至愚极谬之计”，这班“至愚极谬”的顽固派，都是神鬼的虔诚信徒，如深受西太后宠信，“大政必询焉”的大学士徐桐，“晚年学道，惟日手《太上感应篇》，以此坐煽庸人，猎致时誉，拳匪既起，以太上老君等说，与其素恉相合，则誉之不去口。朝议时，竭力护匪，谓一举刬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另一个深受西太后器重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则“赋性粗卤，不学无术，极信妖法……
其所最爱者，即小说中之《封神榜》，常令人诵读而听之”。
至于追随这个统治集团的许多官僚，更是说神道鬼，大量炮制各种离奇的神话，如“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这些荒诞不经、愚蠢可笑的神话，盈廷充耳，不但徐桐、刚毅、载漪之流听了如饮甘泉，津津乐道；掌握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西太后，也喜不自胜，深信不疑，“于是太后焚币玉，自祷祠之”。她后来念念不忘地表白自己当时“误信端王（载漪）的话”，说什么“我本来可以随时下上谕，禁止拳匪，端王，澜公（载澜）二人，极力说拳匪可信，是天上差下来，驱逐洋人的”。这虽是事后开脱，却还是承认了她同样是个愚蠢的神鬼迷信者。
义和团既然用杂乱的神道观作为自己主要的思想武器，这就必然严重地限制了自己对斗争的对象、斗争的任务等问题的清醒认识，因而必然无法与封建统治阶级划清界限，对于同样崇奉神鬼迷信、崇奉一些相同的偶像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就存在着互相沟通的基础，有被其欺骗、利用的可能；反之，在清朝统治集团方面，从西太后到一班文武官僚，也因崇奉神鬼迷信，而对义和团所宣传的神道有加以容忍，直到引为同调、信以为真和加以利用的可能，希望“可恃”以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因此，神道观成了义和团提出“扶清”口号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其次就是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思想和某些封建卫道意识。
直到各国纷纷调集军队入侵中国止，义和团的斗争基本上限于“反洋教”的范围，即不外是“滋扰教堂”、“抢毁教户”之类打击外国教会、教士及其各地教民的浩动；在各国武装入侵后，它主要转变为一场卫国战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义和团的斗争都是正义的和自卫的，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所迫出来的。
但是，中国人民当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的阶段；分散、落后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又使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他们构成义和团的基本群众），不可能对外来事物有正确的理解。义和团的广大群众，从多年来身受的外国教会、教士和教民的欺压凌辱中，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自己所遭遇的种种灾难中，直觉地、笼统地感到一切洋人都是坏的，一切洋货都会害人，一切带上“洋”字的东西，推而广之，一切新出现的事物，统统都属反对之列。因而，义和团有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在斗争中普遍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现象：“灭洋”这个口号本身就有笼统排外主义的色彩；没有批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而只是一味地用毁灭教堂、驱逐教士、劫杀教民之类方式进行反教会斗争，也包含着明显的笼统排外主义；至于拆毁铁路、砍倒电线、焚烧洋货，“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之类做法，更是把笼统排外主义引到了极端的地步（其中为了阻止敌人前进的军事目的而拆铁路等，另当别论）。
此外，义和团反对洋教，固然主要是出于对外国教会、教士等几十年来累累罪行的义愤和反击，这是无疑的。但是，除此之外，也还包含有对外国教会、教士等蔑视中国官府，亵渎中国固有精神偶像、纲纪人伦的不满。义和团在自己的宣传中，经常指控洋人和洋教“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不敬神佛，不焚香，不遵佛法，欺压我大清太甚，传邪教曰耶稣，曰天主，种种无伦常之事”，“欺神蔑圣，不遵佛法”，等等。 这些表明：义和团之所以仇视外国侵略者，仇视外国教会，激烈排外，除了别的原因，还因为它把洋人、洋教视作是与中国固有的“神”、“圣”、“佛”、“伦常”等相对立的势力，视洋教为“邪教”。义和团认为自己排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旗民百姓”，为了“上能保国，下能安民”，“除灭鬼子保大清”。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存在的这种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封建卫道意识，是这场斗争中一个严重的弱点，然而，正是这个弱点，却成为义和团被清朝统治集团所欣赏，希望加以招抚和利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主义，也都怀着不满和怨恨。他们对洋人、“洋”物，早已深恶而痛绝之，如徐桐“恶西学如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