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余华又深深地迷醉于死亡、暴力、冷酷、罪恶的描述，在其作品里表现了高于现实的独特的人性反思，“将暴力、恐惧、死亡，还有血迹写在了这一张张柔软之上”。最为典型的便是交织着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一种》，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家庭内部兄弟的循环复仇恶性残杀的潮湿而阴晦的故事。故事起因于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一次恶作剧般似乎无意的失手而摔死了摇篮里的堂弟，之后便是一连串的猜疑报复，整个失序的家庭开始了疯狂的残杀，从两个孩子的死到山岗、山峰两兄弟的死再到老太太的死去，原本残酷的事件被余华勾勒得充满了快意的观感，不论是老太太死亡的描述还是山岗肢体的被解剖，作者都给予最大的关心和最高的“技术支持”，痛感在这里消失殆尽，似乎死亡是可以轻松观赏和品位的玩物，家庭亲情、道德伦理、法制约束都成了一种额外的遥远的白纸，没有任何的效力。在《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往事与刑罚》中，我们同样可以体会这种死亡意识的无限制累计。死亡、失序、残暴成了家庭和社会的代名词，余华瓦解了一切情感介入和道德判断，通过欲望的想象给他的现实以特有的阐释。
余华现象固然有其自身经历的影响，但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作家，始终离不开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中国“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人的觉醒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才是其创作的根本土壤，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思潮带给了余华最佳的机遇。摆脱了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中国的人文意识显得格外活跃而杂乱，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从传统文化与国外文化中寻求有效的理论支撑，“人的现代性”成为一种新的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乃至欲望都得到张扬，由此导致了寻根文学思潮、先锋文学思潮的纷至沓来。这批作家通过行之有效的语言、文体等形式探索与人性主题挖掘，冲击了中国原有的封建残余与传统伦理道德，带来了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的思索与追求，更多的题材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余华等人凭借着本身的才气与历史的机遇，在其探索范围内最大化地释放了对于旧秩序的解构，并通过坚实有力的创作在中国文坛建构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风景，并挟着这片东方的江南风情走向了世界舞台。
余华的先锋创作一定意义上游离出了江南文化的视野，这些脱离了传统文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也脱离了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的视野，那些暴力、血腥的叙述晦涩生冷，还带有噩梦般的恐怖，与温润细软的水乡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仅凭一时的感官刺激或新奇效果而获得一定成绩的作品似乎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也就不会给读者以某种永恒的魅力，走出江南文化视野的余华并没有飞得更远，为余华带来巨大成就的先锋小说也并没有持久。但传统的江南文化对他的影响分明是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法则，由外加的限定变为自我限定，由意念进入潜意识，文化的力量才到极限”。的确，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与个体的影响都是根源性的，在余华这里，尽管江南文化的规定性没有如此的强烈，但他在经历了先锋小说的辉煌成就之后，还是有意无意地开始了一种新的探求。
第三节向写实的传统靠拢
以其暴力、死亡、苦难的深重意识直逼读者心灵的余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血雨腥风的先锋小说的磨炼之后，进入90年代，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先锋作家那样原地踏步或易帜缴枪，而是依然冲锋陷阵，连续发表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抛弃了原有的那种冷酷叙述之后，余华开始展示了其作品中温情脉脉的一面：对于苦难与死亡的审视不再是一种冷面的漠视，而是一种温馨的抚摸，用轻缓简洁的语言形式诉说着江南小镇里一些似乎就发生在身边的百姓故事，较之以前显得更加成熟而稳重、大气而厚重，从而真正进入了小说创作的巅峰期。他的小说叙述风格也开始由强烈的先锋意识逐渐向写实的传统靠拢，余华再次面对现实的丑陋一面，“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表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目光看待世界”。在这里，余华显然表明了其创作意识与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其作品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尺度在这一时期也均有了明显的转向。
“当我在写80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派作家，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人物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是一个叙述者，一个作者，要求他发出什么声音，他就有什么声音，但到了90年代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时，我突然发现人物老是想自己开口说话，我觉得这是写作磨炼的结果。写作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事情是在你写了很多以后，你才突然领悟到，不是一篇小说都没写就能明白的，他是自己逐步地去了解，就像人生道路一样，一边走一边去领悟自己的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写作其实就是这样。”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余华创作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这篇小说开始，我们从中又可以看到那种久违的温情了。作品以一名少年的视角追忆了家乡的亲情、友情以及其他成长历程，虽然其间死亡事件还是频有发生，但与80年代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等先锋小说相比，其规模已经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小说里有纯真的友情与朦胧的爱情：孙光林与苏宇、郑亮的交往使他可以摆脱来自家庭及村人鄙夷目光封锁带来的孤独；在看到冯玉青“美妙的摇晃”时所产生的“不同于以往的感觉”，孙光平则“更早发现冯玉青身上散发出来的诱惑”，以及中学时对曹丽莫名的好感，这些画面已经表明余华开始了温情人生叙述的尝试。除了随处可见的温情外，作品还描写了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及朋友苏宇的父亲先后与农村寡妇的偷情，写到了金钱和虚荣心的诱惑等，也出现了一些世俗化的倾向。
《在细雨中呼喊》中初露端倪的朴素风格，在之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得以一脉相承并深入发扬。余华不仅在叙事上向传统写实手法转化，而且作品主题也开始向中国化的人文精神和生存哲学靠拢。先锋作家余华重新回归写实，对中国民间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体恤乃至一定意义上的认同，它贴合了中国古老生存哲学的意味。《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似乎像一首语言纯净、节奏简单的父亲赞歌，作品用阳光般温暖明净的触觉勾勒着生活，无论任何的苦难都阻挡不住两位父亲勇于生活的坚忍步伐。相对于80年代先锋小说中处处流露的“性恶论”，这里取而代之的是热情洋溢的“性善论”，对亲人的爱可以战胜一切磨难，带给人们关于爱的无穷力量的启示，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生生不息。不仅如此，余华在艺术形式上也由注视人的心理世界开始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展示江南丽日下人们的生活轨迹。尽管余华在处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时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稍显简单，而且有些主题值得推敲，但他在作品中对福贵、许三观等人生存环境的关心、心灵状态的忧虑，对他们人生意义的体察、对生活苦难的反思，都体现了自己对中国老百姓的哲学关怀，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作品里开始闪耀光芒。
20世纪90年代，代表了余华创作写实特性的三部小说都是在余华离开海盐移居北京后完成的。生活的变迁使余华的创作环境得以改观，同时也可以给予他一段更佳的距离观望遥远的生活，他也因此得以在生活上变得轻松：“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
因为在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对过去的回忆，没有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作为我自己，住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一段时间内脱离了对于童年医院生活的回忆，离开了偏僻一隅的海盐，余华开始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和视角远距离地观察体味记忆中的“风景”，在心情上有了观赏时的舒缓和惬意，也生发了对待生活的爱心与宽容，这也给余华的创作营造了一个轻松温暖的环境，对于江南的追忆也自然转向一种温情脉脉的体察。
同时，在余华小说从先锋转向写实之后，也带有了一定的世俗色彩，尤其到了21世纪的五十万言长篇小说《兄弟》更为许多论者所诟。历史上的江南文化与当今社会的江南文化都有着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物质性与世俗性的文化氛围。
余华小说中世俗性的创作倾向与中国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物化文化，尤其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江南文化中所带有的商业气息有着必然的联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在这首词里，以生动的笔墨，把杭州描绘得富丽非凡。西湖的美景，钱江潮的壮观，杭州市区的繁华富庶，都一一注于词人的笔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画出杭州的锦山秀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画出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也代表着财富，农业社会中水的重要性提升了水的价值，“财源茂盛达三江”讲的就是财富像奔流入海的江河之水一般滚滚如潮。江南地区是一方温柔富贵之乡。自古以来，这里不仅人杰地灵，风物清嘉，而且文化繁荣，经济发达。自隋唐宋元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业发展的步伐与城市化的进程一直得以快速地进行。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意识给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以很大的冲击，经商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并引发了社会风俗层面逾礼越制与奢侈习气的蔓延。商业的发达带来了物质上的优越，由此驱动了人民对于世俗的追求，使得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时，商业也开始在读书中举之外广泛地为人所追求，商人社会地位大幅提高，世商关系融洽，甚至出现了一种全民经商的热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当代，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的长三角地区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江、浙、沪三地主要城市的人均收入更是占据了全国前列城市的半席以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长三角地区的民营经济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浙商掀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高潮，江南地区的商业气息存乎于大街小巷、城市乡村。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商业繁荣带动了整个中华大地的经济脉搏。
经济的持续过热深刻影响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伴着经济意识、商品大潮的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尤其是文本的被视觉文化所逐渐取代主体地位似乎也可以不再让我们惊讶。琴棋书画与浓妆艳舞、文房四宝与卡拉OK等共振的陌生化语境极大地冲击了代表价值精神和道德的真善美。正如蔡翔在《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中提到的：“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
经济的繁荣，平庸的价值取向……私利的含义，世俗性的阐释……有关‘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被无情拆解，道德沦丧……现代社会也便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场所。”从电影电视节目、MTV、DV、摇滚乐、广告、时装模特、休闲娱乐杂志、纪实文学、影视体育明星自传、武侠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一直到网络游戏、卡通电玩，这一以电子文化为中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官方、商家、媒介、文化人与大众所共同构建的大众文化，成为我们日所呼吸的文化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精神特征和人们的生活面貌。它像一个巨大的网络，用全新的话语、全新的时尚和文化生活方式将人们一网打尽。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被大众文化的符号所填满，仿佛是在一个集体意识咒语的驱使下，人们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大众文化的合唱。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这个温馨的乌托邦编织的现代社会的种种神话，作出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种种许诺，它抚慰着现代人残缺的情感，掩盖、粉饰着畸形化的社会与人生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