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钦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315100）
摘要：“新甬商”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宁波商人群体，其出现是宁波商业传统与现实政治文化需要结合的产物。“新甬商”在近30年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但在商业文化的制度建构与精神引领两个层面尚有诸多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商业文化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另一原因则是商业活动受到现实制度文化与商业环境的严重制约。
关键词：新甬商、商业文化、经世致用、局限
两年前因参与“宁波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的课题，开始对宁波有了粗略了解，这个不太成功的开端也引发了我探寻宁波经济、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兴趣，同时也不断带给我进一步理解与分析的困惑。
毫无疑问，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及历史上的种种机缘，宁波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富庶程度及近30年的发展速度足以傲视当今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宁波也常被人讥讽为缺少文化的城市，很有点暴发户的味道，特别是把它与历史及行政地位相当的青岛、苏州、厦门等城市进行比较或与临近的省会城市杭州相提并论时。这一断语也与十年前有着耀眼光环的新兴城市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的评价——文化沙漠——颇为相似。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也时常被人提及甚至津津乐道——发端于宋，盛于明清的浙东学派，他们的思想批判与文化开拓，他们绵延不绝的学术成果及群星灿烂般的代表人物是整个浙东地区（包括宁波）文化的血脉与沃土，尤其是对传统浙商和宁波商帮的文化影响更是一再被人挖掘并定性。问题便由此产生：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傲人文化成果的地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富足的城市、一个现代的“文化沙漠”，这三个事实（或现象）各自突兀地存在着，彼此关联却又相互矛盾，它们是如何在现实中得以协调，并在逻辑整体上自圆其说？
这个难题的解答，也许只能放到对宁波现代商业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考察中，放到对宁波现代商业文化及商业精神与现代政治及世俗文化互动的深入理解中才能完成。
一、作为地域化商业群落延续的“新甬商”
商品交换是人类生产与社会生活进步的必然，但商人和商业作为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结果，这不仅有赖于社会剩余劳动大量出现，还需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制度安排来支持。甬商的出现和发展与浙东的地理及地域文化关系密切。
1.甬商的源流
甬商，或称宁波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形成于清初，兴盛于晚清至民国。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土商业传统则可追溯至久远的战国时期——被中国商人尊为鼻祖的范蠡，辞官后就在浙东一带经商，此后流风千年不绝。现代海上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也共同印证了宁波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至迟在明代，宁波就依托海港、近海岛屿及内河水运的优势，形成了以商为业、敢于冒险的社会风尚。但明代以前宁波经商者仍局限于不读书、无功名的底层百姓。经商更多是下层百姓运用地利，拓展生活空间的表现，这与传统社会中“重农抑商”的制度安排以及“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即便拥有地利条件，明以前宁波的商业规模及影响力还是局限在较狭小的范围内。
清初，朝廷大兴文字狱，且因浙东士人20年间的激烈抵抗，朝廷对浙东一带有意加重打压。雍正曾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达六年。经此一劫，浙东一带的读书人在激愤和无奈中开始选择仕途之外的生存道路。宁绍两地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影响下，结合当地民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宁波儒生在王阳明的“新四民说”和黄宗羲“工商皆本”经济伦理观指导下，多选择弃文从商，奔走天下；而绍兴士子则走进各地衙门幕府充当起师爷，当时所谓“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由此而来。在此风气下，甬商，作为一个地域化的商业群体正式形成，并且对近现代中国的工商业形成巨大影响，至今仍在继续。
2.走上前台的“新甬商”
“新甬商”是指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起步的宁波籍商人群体，它是宁波的商业文化传统和与现实经济环境结合的产物，也是宁波商帮在内地中断几十年后的再续。这里的“新”除了在时间意义上有别于传统甬商外，还有一层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上的区分。
20世纪40年代，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导致大批宁波商人外迁，或移居港台，或从港台中转至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发展。此后，宁波商人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宁波帮”由此而名闻天下。1949年后，大陆的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跟外界往来基本断绝，同时铲除了民营经济的生存土壤，所以在老甬商散落海外继续发展的三十年里，作为群体概念的甬商在大陆基本不复存在，而这根商业血脉的接续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的堡垒逐渐松动，民营经济复苏。浙东一带由来已久且生命力强大的草根经济力量再次得以展现。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沿海港口的天然优势、敢于经商冒险的传统民风、逐步放开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对海外宁波帮的关切与号召，诸多因素结合，为“新甬商”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如今的“新甬商”群体里不仅有海外归来投资的老甬商的后代，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后起家的宁波商人，随着近二十多年宁波制造业的崛起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他们的足迹早也已踏遍大江南北，并向海外拓展。
二、“新甬商”的商业文化与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一般认为，甬商的文化血脉源自发端于两宋，繁盛于明清的浙东学派，宋代这一学派分布在永嘉、金华、永康等地，明末清初则以宁波、绍兴为学术重镇，其中以宋代的王阳明，清初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的影响为大，其主要学术取向是强调“经世致用”，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提倡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并提出解决方案。余姚人黄宗羲被认为是“经世致用”学术观的典型代表，他的主张对清代宁波士子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工商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儒学为根基、以经、史研究为依托的浙东学派的学术主张，在传统学问日渐凋零的现代如何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且与现代商业文化及经济伦理相契合，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经世致用”观念的文化传承
二千多年来，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主流的儒学，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重实践轻思辨的实用理性追求，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色，只不过在不同时代表现有强弱。现代哲学家邢贲思直接将提倡“学以致用”的新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统称为“经世致用之学”，并认为它始于两宋，至明清之际蔚为洪流。浙东学派（尤其是清初黄宗羲）的“经世致用”主张，既是对传统儒学入世精神的高扬，也是儒家思想与浙东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内陆传统儒家文化与东部沿海海洋文化的结合。自清初始，宁波的读书人“弃书服贾”，自觉投身工商业的潮流，无疑也使甬地的商业文化带上了较深的儒家文化烙印，即直接导致了“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在工商业领域的外化与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