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钱玄同的偏激言论，是外部刺激和内在焦虑刺激之下所形成的极端态度所致，偏激言论过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是正常的。不过，钱玄同思想的这种变动适和《新青年》团体的分裂相随，应当说，钱玄同的思想转变既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和《新青年》团体分裂有一定的关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逐渐形成了新的思想立场。1919年以后，《新青年》同人间的分歧日益加剧，陈独秀将编辑部迁往上海后，分歧更加表面化。冲突的高潮是1920年底和1921年初陈独秀和胡适对于《新青年》去向的争论。对于这一问题，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意见一样，认为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认为“统一思想”是“最丢脸的事”，“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在给周氏兄弟的信中，他说：“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布尔什维克’，这层我不敢以为然。）”实际上，钱玄同对于党同伐异，各据主张，反对对方已经很是反感。
“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这话通吗！”1921年1月18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接守常信知仲、适两人意见冲突，盖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其实是猪头问题，罪了。”应当说，在这场争论中，钱玄同是更倾向于胡适的，虽然他对胡适的个别主张和“结党成群”的做法也有不满，但他明显和陈独秀主张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距离。从1920年到1921年钱玄同逐渐从原来的武断立场后退，形成了和胡适的自由主义相近的思想立场。在这方面，周作人和胡适对他都有不小的影响。
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钱玄同虽然并不反对谈马克思主义，但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适用于中国。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觉得‘布尔什维克’颇不适用于中国。何也？因为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而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其他思想的排斥方面尤其反对，“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很用它来讲德莫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无政府主义、讲赛英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晰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所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的了。”
新文化运动逐步退潮的时候，钱玄同也重新定位了自己的立身、观世和治学的态度和方向。1921年他曾说：“我近来‘国故’得厉害，颇有罗遗老王遗少之风，对于甲骨，颇想研究。”而在前面那封给周作人的对中国列宁言论有杞忧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
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这段话中很可以看出经历过新文化运动，钱玄同思想的变与不变。主张今外，而又主张思想自由，自己以今外的态度研究古中，这是钱玄同以后思想最为稳定的一条轴线。对于自己今后的方向，他说：“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很想专心去扫它们。”整理国故和文字改革确实是以后钱玄同事业学术的两个最基本的领域。此后，钱玄同的偏激的思想虽然时而还会复活，但古今中外派的立场始终没有变。和钱玄同新文化以后思想转变相对应的是，从此后，钱玄同转向书斋，更多的显现的是学者身份，而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他的多数思想主张也就只能从他和友人的书信及日记中能得窥一二。
4.生前身后评说
1931年时，罗家伦写过一篇《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文章，因为此文对《新青年》同人任意褒贬，在罗的生前并未发表，在其去世后方由女儿发表。文中在钱玄同身上尤其用了些笔墨：“钱玄同本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恂，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如果这样的言论出自于林纾之口，也许并不奇怪。而罗家伦这样的观点，使我们认识到，认识估价类似钱玄同这样的人物绝非易事。
即使在他同时代的人那里，就存在着纷纭差异的声音。
新文化时期钱玄同的激进主张是一个异数吗？今天我们如何来认识和估价钱玄同当年的思想主张？个人性情、人际关系与思想主张有什么纠葛？对于这么多的问题，每一个方面也许都可以有许多更系统的方法和路径来处理，而这里只从同时代人对钱玄同的认识和评价这一角度，来尝试提供类似问题的部分答案。
对于当时和稍后人对钱玄同的评价，沈永宝主编的《钱玄同印象》已经收录了相当的数量，不过其中基本上是正面评价，因为负面的评价已经多少背离了编书的主旨，所以这里更主要的是从对钱玄同的负面评价入手，期待能对钱玄同当年的学术思想行为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钱玄同在林纾那里的金心异的形象因鲁迅的推广已经广为后人所知。不过这样的负面形象在那样新文化一代胜利、林纾失败的论辩语境中，反倒成了钱玄同的光荣履历。而许多未得广泛传播的评论，或可更近当年的复杂情形。比如，对于钱玄同的偏激立论，胡先骕、梅光迪等学衡派同人就有过不少评论：“又如钱君玄同，中国旧学者也，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术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此非违心过情之论乎！”是否违心过情或因当事者对心或情的底线看法不一，未必即可定论。不过学衡同人对钱玄同方法背后的态度的分析倒也入木三分。
在胡先骕的《论批评家的责任》中说：“今之批评家，犹有一习尚焉，则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这里面所论及的，钱玄同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多少有些故意做决绝姿态，把话说满的态度，确是钱玄同当年的出发点之一，也就是钱玄同自己所说的要以“严厉面目加之”。1923年1月20日，钱玄同应邀在国语研究所演讲“汉字革命”，主张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来代替中国的方块汉字，并且采用自己一贯的极端话语，把“汉字革命”形容为“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开讲之前，有人劝告钱玄同说：“革命”两个字太骇人听闻了，不如换一个较为平和的字眼。他不仅不予接受，反而故意以逆反性的极端态度说了几句“激烈”话，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记道：“说的时候，自己觉得脸上热烘烘的，我想，鼓吹汉字改革，难道就会枪毙吗？何以他竟会吓得如此？若果因此事而被枪毙，这真是为主义而牺牲，是最光荣的牺牲，是最值得的。”
当新文化的潮流渐成浩浩荡荡之势，原来反对的声音渐难入眼，当年曾同一战壕中，或者被外界当作同一战壕中的同人之间的分歧就渐渐显露。钱玄同和吴虞，当年两个被目为激进反传统的急先锋的翻脸，在当时就很起了不小的波澜。
1924年4月29日，钱玄同以“XY”署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向胡适树立起来的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大举开炮。
直接原因在于此前吴虞将自己狎妓的艳诗拿出来公开发表。钱玄同不仅对其艳诗大加讽刺，而且连带吴氏以前的《吴虞文录》和《秋水集》也全盘否定。钱玄同称吴虞为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只配做被打者，决不配来做打手”。在文章的篇末，钱玄同用自己惯用的语言风格讽刺道：“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呀！我很感谢你：你不恤用苦肉计，卸下你自己的假面具，使青年们看出你的真相；他们要打孔家店时，认你作箭垛，便不至于‘无的放矢’；你也很对得起社会了。”钱玄同的突然发难搞得吴虞措手不及，随即写了八条意见在5月2日的《晨报副刊》刊出，引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吴稚晖曾经对自己的欣赏以壮大声势。钱玄同随即以《栀吴虞先生的来信枛的“读后感”》回敬，直指吴虞“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
现在又看了自己生的儿女不受管束，便要说儿女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在此前后，吴虞和女儿的家庭纠纷曾使当年不少高看他的同人，包括胡适对吴虞不满，钱玄同这里只是借力发力。这场争论，在公开和私下牵扯进了周作人、沈士远、马叙伦、郁达夫等一大批人。钱玄同的批判直指吴虞要害，从学术地位上当时吴虞也远不能和钱玄同相较，主持《晨报副刊》的孙伏园也是想好了要出吴虞的丑。钱玄同的发难实际上背后有不少当年北大的《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通过钱玄同这个最锐利的枪手，使吴虞这个老英雄遭到清算，露出老伙计的面目。吴虞在争论中灰头土脸，只好在私下泄愤。在日记中这样记到，“昨夷乘言，幼渔、公铎、兼士皆与玄同冲突过。公铎骂其卑鄙，陈介石骂其曲学阿世，孟寿椿言其出身微贱，傅斯年言其音韵最使人头痛，潘力山言其前谄事黄侃，后痛诋黄侃，又谄事陈独秀、胡适之。玄同常到蔡孑民处，当时人讥之曰：又至蔡先生处阿一下。其人格尚可言哉！10时至12时，在北大上课，向学生陈述事实，约一点半钟，并痛骂钱玄同，不欲示弱也。”
钱玄同和吴虞的大打出手，除了个人的性情、道德要求、生活态度的分歧外，更根本的是，虽然同为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却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思想路径使得共同的论敌被打退以后，之间的分歧便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