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迈开了“第三步”战略步伐，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个小康是低水平的、局部的、不平衡的，甚至是比较脆弱的小康。这个小康缺乏较强的生产力、科技、制度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支持；这个小康的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个小康的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增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这个小康面临巨大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这个小康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等等。是否积极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一系列历史性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领导权威，这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解决执政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和不足的自我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的数量、素质、年龄等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员队伍空前壮大，党员科学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党员的社会分层提高，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为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并向现代执政党转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对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是新旧世纪之交党必须对自身建设和发展作出的理性反思。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初作为一个重要的党建理论观点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论，成为“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开阔的理论视野。
二 理论的实践转换：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和建构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党的建设、执政与国家治理具有价值一致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种一致性价值的根基，是阶级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当代中国国家实践中的新的协调形式。这也表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宽广的理论视界：从党的建设视角看，它是一种政党建设理论；从政党执掌和运行政国家权力视角看，它是一种执政理论；而从国家的治理与建构的视角看，它是一种国家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因此，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阶级利益，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路线策略上等方面建设自己，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斗争或执政实践的实际需要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提高自己的政治能力，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夺取国家政治权力时，政党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在执掌国家政治权力时，政党建设以巩固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发展各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即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导向。所以，政党建设不仅要贯彻始终，而且更要重视其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建设，重视其执政价值的社会代表性和时代先导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党建实践中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决定了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建设，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党的建设，在根本价值导向上是一致的，都承载着阶级价值和社会普遍价值。
毫无疑问，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更科学、更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目标和人民利益。然而，对于如何执政、确立何种执政理念、如何扩大执政基础、执行怎样的执政方略、构建何种执政体制、采取怎样的执政方式、如何获取和利用执政资源、如何创造有利的执政环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执政党必须进行艰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这实际上就构成了执政党的执政建设的基本内涵。这个内涵表明执政党的执政建设已经超出了政党建设的范围，涉及的是关于执政党如何运用、运行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执政建设在功能意义上，要依法科学运作国家权力，保障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的统一、稳定和制度化，有效统摄、驱动和公正分配社会利益；在价值意义上，要有效承载阶级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执政实践过程中协调纷繁芜杂的社会价值，将社会价值导向自己的政党价值体系，从而以社会化形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
从国家权力实际运行看，政党执掌和运作国家权力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和建构的过程。在现代政党政治视域里，政党趋向国家权力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某种必然性。政党是社会（政治）冲突的力量，同时又是整合冲突的重要工具。国家作为从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中产生的而又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在执行缓和冲突与整合社会的职能的过程中，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现代政党政治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政党执政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和基本形式。在其现实性上，政党执政，参与、掌控和运行国家权力，主要体现在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等各方面，在广泛散播其阶级性和社会性内容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的治理和建构。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代，政党执政，参与国家权力，影响国家的治理和建构的性质、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从参与的性质上看，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性质由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所有制方式决定。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党执政，参与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为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殊利益服务，其国家治理和建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党参与国家权力不过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其国家治理和建构具有显着的社会性。
从参与的方式上看，无论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集权型；一种是民主型。集权型在政党夺取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推翻反动统治，使人民获得政治解放；但是政党参与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又会导致政党极权，以及社会（政治）冲突和动荡，出现现代政党政治下的国家主义或国家法西斯主义。所以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的基本方式应该是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是法治的、科学的、和谐的、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价值导向的方式，最有利于平衡阶级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国家治理和建构的目标。
从参与的程度上看，政党执政，参与国家权力有两种：一种是有限执掌国家权力；一种是全面执掌国家权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所孕育和催生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内的产物，它成了实现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所以，鉴于历史上西方政党政治史上出现的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权力而导致的政党极权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现代西方政党执掌国家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有限的方式。无论两党轮流执政还是多党联合执政，其执掌国家权力主要体现为通过控制议会，将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通过组织政府和执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或总统，间接介入政府，贯彻和体现政党的主张，执政党一般都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自身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目标，达到人类的社会解放，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后，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执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权力。但是，在实施全面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苏维埃俄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形成多党制或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一党制，而且一党制又被教条化和模式化，政党对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并逐渐演变成政治集权、经济集权、文化意识形态集权高度合一的盘根错节的局面，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严重障碍，并由于自身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消解和改革失败，使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在历经70余年发展之后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而陷入低谷。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权力的执政实践过程中，虽然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对党、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在总体上还是始终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并把人民利益摆在突出地位上，坚持以“领导”的方式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力，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因而没有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后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背离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和政党的执政制度，没有丧失政党对社会利益的自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据此，共产党执政，在政治权力方面是“领导和支持”，在组织参与方面是“动员和组织”，在思想价值方面是“维护和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权力执掌方式下，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现代建构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概括为“以执政党推动国家建设：中国的战略”。
在“以执政党推动国家治理和建构”的模式下，执政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党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规划来领导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体现在党能够在运行国家制度中直接赋予国家建设以动力和资源。同时还体现在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科学确立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各项制度既分立又连接，从而既确保国家制度依法独立运行，又确保实际运行依然在党委或党组的领导下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制度是党推动国家治理与现代建构的关键制度环节。这就意味着党的内部事务、党的建设首先要实现民主制度化，在此基础上党的领导制度才能有效承载起领导和推动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功能。所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执政党执政规律，自觉地加强执政党建设，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行动战略。
综上所述，在“以执政党推动国家治理和建构”的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连接互动的关系。
在功能上，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作用，使党的建设有目标有方向，使国家权力运行独立、科学和有效，使国家治理与建构能够基于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战略策略上；在价值上，协调平衡阶级价值和社会价值，把社会价值摆在首要的地位。这事实上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存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专政、实现人类政治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逻辑，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无产阶级专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逻辑。这种关系模式在理论上联通了党建理论、执政理论和国家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联通的理论形式。在“以执政党推动国家治理和建构”的国家战略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对现代国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治理和建构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各种国家理论无不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吸取营养，根据本国本阶级的历史实际和现实政治实践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建构起芜杂多样的国家理论。今天，我们既要吸取这些国家理论的合理思想，又要从“以执政党推动国家治理和建构”的国家战略和存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出发，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意义。
（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