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市场、全球民主和全球公共性有力地打破了传统身份认同模式，它以市场规制、经济契约和社会制度的方式确立了人与人之间、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在国际交往中的基本原则，规定交往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管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富贫强弱，交往主体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对民族国家来说，身份认同的消解意味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崇尚平等、理性、对个体和公共利益的尊重，意味着政治生活越来越强烈地吁求自由、公正、民主，而这种发展趋势的直接意义就在于消解国家的“阶级暴力”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属性。
最后，全球化促进了民族国家中的类主体认同因素的增长。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实质上是一种群体主体的认同。在传统社会里，由于身份群体的狭隘性和自足性，生活于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十分有限，即使有交往，这种交往也只能从属于群体。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依赖本群体的力量，尤其是依赖民族和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因而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以属于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来区分不同意义上的个体交往的。如今，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为群体生活中的个体提供了超出群体的时空界限的可能，人们之间的交往不仅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界限，而且跨越了民族国家认同的界限，在个体间的交往中直接积累和形成类主体认同。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类的交往历史时，认为期间经历了相互依赖的自发交往、各民族各地区内的物化的共同交往以及全面依存的普遍交往这几个发展阶段，而交往形式的这种历史性变换总是以生产不断发展和个人自主活动能力不断增强为前提的。个体认同在这种交往形式的变换中，也逐渐克服了起初的狭窄血缘家族性、之后的片面的民族性，达到全面的世界历史性。这就意味着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及其普遍交往过程必定是一个不断增进生活于不同群体（民族国家）中的人们对世界、对人类的认同的过程。因此，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其成员的类主体认同的增长客观上构成了成员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某种危机。
但是，所有这些也仅仅是构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危机而已，而不能成为否定民族国家认同的依据。因为，一方面，当下的全球化水平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无法动摇人的群体生存方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基于民族国家这种群体生存方式而存在的诸多差别、矛盾和冲突，民族国家在现今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将是人们的最主要的群体存在方式，仍将是国际交往的重要主体，因而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仍将是今后很一个时期的一种基本认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自身也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它可以通过变换角色和功能来容纳人们日益生长的类主体认同，在对特殊性、差异和普遍性、同质的张力的关注中来把握和处理民族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类认同之间的关系。这对当下的各民族国家的建构来说，既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创新性的理论问题。
三 当代中国的民族化建构：
创造性实践与创新性理论
全球化正推动着各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塑造出全球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也在这种生存境遇的催迫之下，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和创新性的理论反思，强化自身的民族化建构，以应对当下充满差异、矛盾和冲突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挑战。当代中国自觉地将自己的发展与民族化建构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自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通过艰苦的实践探索，在中国的民族建构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发展。
（一）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利益建构及其理论成果
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是当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始终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始终是与国家的主权独立、广大劳苦大众的政治解放和生活富裕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创建原则，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已经得到证明，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如果脱离了这一原则，就必然被历史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为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而且还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而奋斗；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把动员人民群众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把革命队伍建设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把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更加切实有效地落实到为人民谋福祉这个根本点上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的新时代。其一，在建构内容上，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致富愿望，将物质利益纳入人民利益的范畴，将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其二，在建构思路上，把人民利益的实现建立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把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与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具体过程统一起来。其三，在建构策略上，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把劳动分配与非劳动分配、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政策性分配与市场性分配等结合起来。其四，在对外民族化建构上，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最高准则，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与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统一起来。其五，在对内民族化建构上，突破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思想禁锢，把民族利益的实现与推进各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紧密结合起来。其六，在建构评价标准上，把“人民利益标准”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由此可见，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人民化”的社会性建构方式。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并系统、全面地展开了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实践，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
1.国家利益的“人民化”：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科学地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市场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人民化”建构重在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矛盾日益严重，利益的调整势在必行。党的方针和政策首先是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江泽民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应该说，社会利益多样化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上必须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改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使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能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不断获得实际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协调好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就需要党和政府时刻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时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让人民群众不断获得看得见的利益。对此，江泽民指出：“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要为人民服好务、谋好利，不仅要牢固树立人民利益的思想情感，而且更要科学地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重视探索为民谋利的科学方法、途径和机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科学处理人与物、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部分人发展与全体人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的发展和保障；协调发展就是“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通过“统筹”
进一步理顺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社会利益结构，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民利益的永续发展。最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人民利益的科学发展的根本前提。
社会的和谐首要的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尤其是要科学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协调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达到“利益和谐”。
2.国家利益的“民族化”：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利益
国家利益的社会化建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民族化”建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共同发展是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我国的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民族利益问题。江泽民在思考我国民族问题的出路时，牢牢地把握住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决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大局，要实现各民族地区的稳定，就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不断推进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
这是实现各民族地区人民利益的根本出路，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民族化”建构的必然途径。江泽民指出，新时期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生产的落后性与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因此，当今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为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在发展，离开发展来认识民族问题是空洞的。为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五大发展战略：沿边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对如何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纠正在对待民族宗教问题上的麻木不仁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高度警惕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进行分化、西化的图谋；对民族地区如何搞好改革开放工作，要求民族地区的改革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慎重稳进，注意听取当地意见，先试点后推行，利用好各种有利条件，兴利除弊，坚持发展促团结的方针。
3.新时期中国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纪念波兰起义17周年大会上说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恩格斯也曾说过，“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