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只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任务，由于没有把道德建设提到国家治理方略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和推进，致使道德建设总是滞后于法律建设，道德的规范作用和治理作用总是满足不了国家的法治需要，致使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虽然社会主义法制越来越健全，国家的法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国家权力的运行和运作却总存在比较严峻的问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现象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一些仅仅依靠法律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资本主义道德观、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国内利益主体多样化带来的价值观念变化，“市场”带来的消极的负面影响，精神家园的失落，信仰危机的产生，等等。这些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把道德建设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对此，江泽民同志有着精辟的见解，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国家治理意义，并适时地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它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的治国模式。
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党自身的建设和治理对国家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实现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就必须首先实现对党自身的有效管理，即治国必先治党。对于党的治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关系变迁，党自身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治理和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一总目标，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治理和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为此，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l166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春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2000年底，中央进一步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重要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党的治理和建设对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时代的眼光，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在总结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革命和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和建设的政德基础，从根本上回答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和实践原则进行了新概括，构建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政德体系。其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新的更加完整的概括，把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统一起来，为党的治理的政治方向提供了保障。其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其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建设同世界文明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开放的姿态建设党的全新思路。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了新时期党的治理和建设理论的新体系。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分别强调过这些内容。然而，把马克思主义若干基本原理和建党原则综合、提炼、归纳为“三个代表”，使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集中而鲜明地运用于党的建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创新。把“三个代表”在实践中统一起来，就成为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拓展和深化标志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治国必先治党”方略的形成。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如我们所知，当代中国的国家法治方略，是源于对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和对中国几千年来人治模式的反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结合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新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加以提炼整合而形成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科学内涵：“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具体地说，它的内涵可概括如下：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政治特色。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主要方式和基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三是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的精神内核就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依法治国意味着法律本身必须受到广大人民严格的遵守和执行，特别是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而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四是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和健全完备的法律是依法治国的首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必须是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是反映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法律。五是创建国家法治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生活。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形成守法学法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氛围，从而为法的实施提供文化和心理基础。它并不是法律规范本身，但却是国家法治的文化土壤，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法治文化形态，一种人民群众的价值生活。
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意义上看，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首先，党的领导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并存在不矛盾，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没有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就不可能正确把握依法治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的性质；另一方面，依法治国将使党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党的领导在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证。其次，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决定了在我们国家，国家法治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自由、平等和权利，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因此，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邓小平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原则。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党的领导、执政，以及广大党政干部和一切政府机关能否依法办事，能否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为此，严格依法办事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基于这三个基本原则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它既同传统社会中基于“极权专制”的“人治”状况划清了界限，又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于“分权制衡”的法治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战略调整和转型。
党的领导方式和党治国理政的方式在很大的意义上是指，党的领导权力和党执掌和运作国家权力是否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方位的转变，即从中国的革命党转变成中国的执政党，再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变，其领导、执政和治国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后，虽然认识到国家法制的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间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社会主义法制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动。邓小平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邓小平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与其他原因相比，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遭到破坏，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解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改革开放后，他多次强调，党要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就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自觉地走上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开始了党治国理政的法制化进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大大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而且还形成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系列原则性规定和要求。如决不能动摇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离；通过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全党和全体干部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使社会人人懂法，越来越多的人不犯法，积极维护宪法和法律；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修养，等等。
这些成就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郑重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法制基础和现实条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提出，不仅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法治”的新阶段，即从重视法律、制度建设进入更加注重法律实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新阶段，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型。
（三）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
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略的“德治”，按照江泽民的有关论述，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德治国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