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基础的新基石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消亡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始终是以揭示国家政权赖以产生、存在和消亡的物质基础为根据的，指出在一定社会物质基础上就必然形成一定性质、结构和功能的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基础的建设内容和重点也必然以社会物质条件为依据；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国家政权基础的重构；如果国家的社会物质基础的遭到破坏或侵蚀，国家政权也最终走向衰弱和消亡，而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基础则为人类解放和社会重新接管自己的事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今人们对全球化之于国家的挑战的热烈讨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国家主权的层面上，即国家主权的强化、弱化上，而较少关注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即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经济结构基础、利益基础和社会秩序基础等。所以，探讨全球化对国家的政权基础所构成的挑战，才是我们考察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首要问题。因此，本章以全球化中的国家政权基础为论题，来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基础的最新成果。
一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基础在于社会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基础的思想
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最初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就是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具体地说，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开始的。马克思把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看作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存在，并对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历史的、现实的系统批判。他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的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是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作事情的本质。”
马克思接下来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已彻底分离的事实的分析，对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的阶级本质，并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思想。
马克思首先指出，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问题上弄颠倒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它们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的，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就是说，它们才是这种理念的有限领域”。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政治国家是从必然性和自由这两个精神理念互相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而“本身就是国家精神的这两个领域的精神现在也把自己当作这种国家精神来看待，并变成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实在内容的那种自为的现实的东西”。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的基础成了被自为的、现实的国家精神所决定的，政治国家形成后却游离开了它的社会基础，逐渐上升成了一种纯粹的抽象形式。
黑格尔诉诸一种抽象的理念推演来说明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发展到国家的逻辑。他把“同业工会”、“官僚机构”、“等级”等看成是中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几个环节，这些环节仍然具有抽象的普遍性，而国家的职能在于使普遍的东西运用于个别情况和个别利益，它们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物有更直接的关系，并通过这些特殊目的来实现普遍的利益，从而建立起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联系。然而，黑格尔认为，组成官僚机构的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是社会中间等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全体民众的高度智慧和法律意识就集中在这一等级中，“国家的意识和最高度的教养都表现在国家官吏所隶属的中间等级中”。这实质上就是主张由作为“普遍等级”的官吏从事政治活动的官僚政治。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普遍的”官僚政治，指出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结论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已经彻底分裂，黑格尔认为官僚政治和等级可以起到中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作用，这是错误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是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普遍的，绝对的。国家同宗教、家庭、法、道德、科学、艺术等一样，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之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升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层面，从中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新的解释框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通过对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财产占有关系的考察，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他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
一方面，国家是市民社会中利益分化与整合的结果，是社会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利益的分化表明社会特殊利益的差别和对立的不断激化，利益的整合表明相同或相似的特殊利益之间形成共同利益。一旦利益对立和斗争超出了市民社会所能克服的限度，它就需要一种利益强制。此时，能够担当起这种利益强制重任的只能是市民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某个“共同利益”。这样，这种“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执行自己的功能。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与特殊利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统治社会的国家“同时采取虚幻共同体的形式”，掩盖着“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实质。也就是说，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并不是写在表面的。从表面上看，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一种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分离的力量。换句话说，国家在表面上所采取的不是阶级组织的形式，而是一种共同体的形式。这种共同体形式表现在，国家通过官吏来对社会进行统治和管理，管理者并非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全体成员；管理对象是全体国民，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对所有国民都是适用的，当然包括统治阶级的成员。然而，国家所采取的这种外观形式，很容易使人们认定国家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因此很多人反对用阶级专政来定义国家。他们提出了关于国家本质的形形色色的诠释，如社会契约论、社会有机论、多元民主论等等。这些国家诠释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国家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这种“社会共同体”的论说。他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实质是阶级专政。因为，国家的产生是基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阶级共同利益的意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生动地描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的历史过程。
他说，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财产积累的差别不断扩大，导致氏族成员之间社会地位不断分化，当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提供保障时，社会就需要一种使社会划分成阶级的现象永久化、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力以及前者对后者统治永久化的机关，这个盖上了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的机关就是国家。可见国家的产生并不像契约论者杜撰的那样，是基于人民的同意，恰恰是当时在社会上最强大、占有最多财富的那个阶级意志的产物。
国家的建立，其目的是通过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建立，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首先，所谓“秩序”，当然是指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所确立和维护的社会秩序，它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其次，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实际上就是维护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维护了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再次，缓和并控制社会冲突始终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应该是该国家的统治阶级保持其政权并使之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政治秩序。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什么缓和冲突的方式，都不能超越这个“秩序”，更不能改变“秩序”。如果一种类型的国家所采取的缓和冲突的方法不是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而是超越或改变了这种“秩序”，就必然导致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当然，由于各种试图改变或超越这个“秩序”的因素的经常变动，因而实现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后，“秩序”是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阶级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个秩序结构既不允许被统治阶级破坏，也不允许统治阶级自己破坏。
因此，阶级统治的“秩序”基础不仅要防止被统治阶级的破坏，更要防止统治阶级自己内部的破坏，易言之，阶级统治的“秩序”基础应该从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两方面去建设。
基于对国家的阶级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阐述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对于政权的转移和巩固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了无产阶级解决政权问题与经济基础问题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旧政权的经济基础，而旧政权又是维护落后的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所以只有先解决政权问题，才能解决经济基础问题，但政权问题的根本解决又必须以解决经济基础问题为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运用政权剥夺了剥夺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在实践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是现存社会中的一个“可怕的寄生体”，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摧毁这种“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赖以建立的政治秩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工人运动的考察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指出，六月起义被血腥镇压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点：“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斗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归结于简单地夺取政权，还意味着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废除资产阶级赖以镇压劳动群众的官僚军事机构，用革命的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秩序代替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所以，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更不能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只有利用自己的国家机器，实行“剥夺剥夺者”的政策，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政权向无产阶级政权的转移。
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另一个基本经验是，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盟友，建立工农的联合专政。由于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他们的剥削者是一个，即资本，“只有资本的倾覆，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同时，“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数量众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所以，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农民阶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就农民受阶级的局限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这一政治特点来看，农民需要把无产阶级看成其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就农民的人数、政治作用和革命性来看，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又需要农民阶级的有力支持。因此，工农同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缺少这一前提，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胜利了，无产阶级政权也难以得到维持和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