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论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刘小玄（2000）、谢千里等（2001）和许斌（2006）运用的是传统的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方法，而姚洋（1998），以及姚洋和章奇（2001）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作技术效率分析。Zheng等（1998）则使用基于非参数线性规划的DEA方法作为分析工具。与平均生产函数不同的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DEA方法假设存在一个具有最佳效率的前沿生产集，实际产出与前沿的距离刻画的就是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距离越大说明效率越低。在一定情况下，随机前沿方法和DEA要优于确定性的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如C‐D生产函数）。
第三节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地区间及行业间市场分割依然严重。市场分割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而且还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效率。史晋川和赵自芳（2006）以中国分省区制造业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分割情况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对于技术效率的这种梯度分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也是一个善于进行制度创新的区域，区域内市场化水平高，生产决策单位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所以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地区有着更高的产业技术效率。
所有制制度是转轨时期中国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这一体制安排不仅使得不同经济体在资源要素的可得性上受到区别对待，而且还对其生产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姚洋（1998），姚洋和章奇（2001），刘小玄（1999），以及史晋川和赵自芳（2007）等的研究都表明，所有制制度是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而且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外资、私营和集体经济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价格效率。
在民营部门日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心（Yao，1999）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开始由关注转向深入研究中国民营部门发展的相关问题。
Tsai（2001），以及Krug和Hendrischke（2001）分别从非正规金融和私有产权保护的角度分析了民营部门发展的制度环境。
国际金融公司（IFC，2000）和亚洲开发银行（ADB，2003b）在各自的报告中描述了中国内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方案。亚洲开发银行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01年中国沿海和内地五大城市的民营企业（ADB，2003a）。这份报告以访谈、调查问卷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作了重点分析，特别强调了政府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些报告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背景素材。
第四节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微观机制
一、R&；D效率
Crépon等（1998）通过一个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欧洲国家R&；D投入与产出，以及R&；D产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对可能的共时性（simultaneity）问题作了仔细的处理。Jefferson等（2004）应用了一个类似的方法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他们的结构模型是为了研究三种关系：（1）R&；D强度的决定因素；（2）知识生产的过程，或知识生产函数的估计；（3）创新（知识生产活动的产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估计的过程中，他们特别考察了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R&；D活动强度最大，但是国有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也即R&；D效率）却最低。由于他们所使用的数据——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内生地排除了大量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所以他们并没有关于民营企业的较强的结论二、创新与生产率
在发达国家，R&；D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助推器（Eaton and Kortum，1997；Guellec and de la Potteric，2001；Zachariadis，2004）。从传导机制上来讲，R&；D影响生产率主要有两种途径：（1）内部投入-产出效应，在这里R&；D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2）外部性或溢出，在这一机制下，R&；D是一种带有一定非竞争性性质的公共产品。对于第二种机制，最近Frantzen（2002）曾研究过OECD国家部门间和国家间R&；D溢出对TFP的影响，而Cheung和Lin（2004）也利用省级数据证实了FDI对中国的创新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利用结构模型研究创新对欧洲国家生产率影响的方法已经开始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得到应用（Griffth等，2006；Loof and Heshmati，2006；Van Leeuwen and Klomp，2006）。
而国际上关于中国研发效率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体现在Jefferson教授的团队工作中（Jefferson等，2003；Hu，2001；Hu and Jefferson，2004）。
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们并没有专门将民营企业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而且他们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对民营企业研究课题来说也存在样本选择的偏误。
在国内仅有的研究R&；D效率的经济学文献中，许斌（2006）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发现，民营企业的R&；D效率比较低，但是从R&；D中获得的收益却非常高。对于这一“悖论”，许斌观察到“在样本中外资企业的研发比率是民营企业的三倍”，由此他认为可能的解释是“民营企业更有效地吸收了外资企业研发的溢出效益”，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一解释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吴延兵（2006a）运用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知识生产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国有产权对知识生产效率具有负效应。
在另一项研究中，吴延兵（2006b）通过把R&；D投入纳入生产函数，估计了制造业R&；D对TFP的影响，结果仍然证实了国有产权对TFP的阻碍作用。与吴延兵的方法不同，张海洋（2005）将R&；D作为TFP的一部分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区分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进而研究发现，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没有显着影响，主要原因是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外资活动产生的负向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增长；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不是技术扩散。在这里，张海洋区分自主创新与吸收能力的方法值得借鉴。
三、FDI、技术溢出与生产率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外资企业的活动可能通过技术溢出、商业往来、人员流动以及提高竞争程度等途径而产生外部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这种外部性可能是正的，从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有可能从中受益。单纯关于FDI溢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发达的国家。
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检验FDI的溢出，但其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相当混杂的，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关心的问题是，排除数据质量和估计方法的技术性因素，这些研究是否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独特性？更具体地讲，经典的研究似乎更注重FDI溢出的“供给面”，即溢出效应本身是否存在；而较少关注溢出的“需求面”，即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内部探究吸收溢出的条件是否也影响到溢出的结果。
最近，部分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一状况。事实上在国外的经验研究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Kokko（1994）和Kokko等（1996）就已经利用乌拉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注意到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会反向地影响到内资企业对FDI溢出的吸收，即技术差距过大会阻碍溢出；但是Sjoholm（1999）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Borensztein等（1998）和Xu（2000）从不同数据角度（宏观和微观）均发现人力资本对FDI的技术溢出有重要影响，并且存在着一个门槛值；只有超过这个门槛值，FDI的技术溢出才能发挥作用。通过将FDI与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变量交互，Li和Liu（2005）同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分别从正向和负向影响着FDI的溢出。另外，也有研究证实金融和制度也是影响FDI溢出的因素（Durham，2004）。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的几个研究文献开始将企业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相对于前沿水平）明确地理解为是一种“吸收能力”的反映，并且在方法上都通过条件分位回归模型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这种吸收能力对FDI的生产率溢出有显着的影响（Girma and Gorg，2002；Dimelis and Louri，2002；Békésetal.，2006）。
遗憾的是，国内现有的研究对于“FDI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这一基本问题也还没有统一定论。在没有考虑吸收条件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发现FDI在工业部门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是是有条件的溢出。其作用大小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自身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等条件（何洁，2000），此外也受到竞争程度的影响（陈涛涛，2003），而且还存在着地区差异性（潘文卿，2003）。张建华和欧阳轶雯（2003）进一步确认了模仿与产业间的联系是广东省FDI对经济增长溢出的传导途径。陈涛涛和陈娇（2006）的研究表明产业本身的增长特征为FDI的产业内溢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张海洋（2005）通过引入R&；D对吸收能力进行了分析。在控制了自主R&；D以后，张海洋发现FDI对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没有显着影响，其解释是“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张海洋，2005，p.107）。而在最近的一项基于普查数据的研究中，平新乔（2007）的经验证据表明，FDI的技术溢出已大为减弱，并且FDI会阻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努力。罗长远（2007）则从投资的角度发现FDI对国内资本有“挤入”作用，即促进国内投资增长的作用。
如果把吸收溢出的条件笼统地称为“吸收能力”，那么这种吸收能力如何作用于溢出的发生？不同类型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否存在差异以致对FDI溢出的吸收程度也不尽相同？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本书部分章节的研究正是受这些问题启发，并且围绕着它们展开，试图在分析中对此作出初步的但尽可能科学的回答。
现有经验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结论之所以混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机制上讲，外资企业可能会通过商业秘密或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来有效地确保技术或管理模式的创新不会溢出到其他企业，这导致溢出效应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或不显着。
第二，企业的异质性使得不同性质的企业对溢出的吸收程度并不相同。比如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可能具备更高的模仿和消化能力，类似地，企业规模、出口倾向性等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到对溢出的吸收。如果这种企业间的异质性确实存在，那么上述利用产业加总数据的研究就很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难以预测的偏差，从而降低结论的适用性。
第三，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区分外资在企业内和产业内存在方式的差异。对于合资企业而言，企业内外资的溢出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而对于全内资企业来说，FDI的溢出是通过企业间的联系发生的。一般来讲，合资企业可能比全内资企业能更方便、更有效地吸收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如果将这两种形式的FDI进行混同估计可能会低估企业内FDI的溢出，同时高估企业间FDI的溢出。
第四，由于我国的统计规范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使用时间序列产业加总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和加总误差（特别是外资部门经济指标）等一系列数据质量和测量误差问题，由此造成的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