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技术进步，显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引进外部先进技术，而当时浙江省与全国面临着基本相似的技术引进环境，因此技术进步不能用于解释二者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贡献的差异。
再来看技术效率。技术效率的进步主要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重新合理配置资源来实现的。根据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的总结，国有企业、金融系统和政府效率是阻碍转轨时期技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对浙江省来说，由于民营经济在较早阶段就已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对浙江省的总量经济影响不大。与此同时，浙江民间金融一直相当发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系统对技术效率的制约作用。可见，在我们的这个分析框架内，20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及对产出的贡献度均较高的原因主要应归功于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体系。
关于90年代后期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迅速下降及与全国趋同的原因，我们同样可以从上面的分析框架中获得一种见解。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全国开始对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视，浙江省在这方面的优势已不再明显；与此同时，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改革也使得浙江的民间金融优势不断缩小，这两个原因可看作是对浙江与全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同的一种解释。关于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变慢的结果。实际上，在改革初期，由于可以大量地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在经过10多年的技术引进后，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迅速缩小，因此此时要维持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主要应靠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而这正是浙江省在90年代后期所缺乏的。也就是说，浙江省在90年代中期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在外部技术引进速度下降的同时，其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第五节TFP的进一步分解：人力资本角度的实证
在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的新增长模型当中，由于人力资本的引入，资本积累对产出的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可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人力资本是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显然，在我们的模型当中，由于只考虑实物资本的积累且劳动力投入被看作是同质的，因此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实际上是被包含在TFP当中的。不过，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它的作用发挥要受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例如，虽然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本用于教育和培训，但如果所教授的技能与所培训出的人才不能适应经济需求，那么人力资本的效用就会打很大的折扣。这一点对转轨时期的浙江省尤其值得引起注意。这是因为，由于转轨时期浙江省的一个比较优势是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遵循的正是比较优势发展原则。因而我们似乎有理由担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否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征不一致，从而出现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呢？为此，下面我们尝试利用经验结果并通过与全国情况的比较来得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启示。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我们用哪一种受教育水平来作为Hit的度量，都会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例如企业自身的一些不定期的培训我们就无法观测到）。对此，我们希望所观测到的教育指标是与实际教育培训水平成正比的，这样观测误差所带来的只是常数项的改变。我们将选择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PSTit（下标i的含义同上）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USTit两个变量作为受教育水平的度量，样本区间是1979-2003年。不过，采用上述指标的一个问题是，对浙江省来说，USTit指标反映的可能不是浙江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因为这一指标也包含了一部分外省生源。不过，考虑到浙江省同样也有一部分生源在外省就读，因此由此产生的测量误差不会很大。
二、实证结果及其含义
由于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因此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非严格外生性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不过，我们对式（12‐12）、（12‐13）的残差项与lnPSTit及lnUSTit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相关系数非常小。例如，对式（12‐13）而言，相关系数分别只有9.62E（-13）和8.54E（-14）。可见，由自变量非外生性而使得估计结果出现偏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基于此，下面我们将以经验结果为依据进行经济分析。分析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一是将浙江省实证结果与全国进行比较；二是分析浙江省教育发展内部结构对产出的影响；三是分析浙江省教育发展对产出和TFP的综合效应。
将式（12‐12）、（12‐13）加以对比可知，相较于全国的情况，浙江省的教育水平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显着得多。由于我们在回归过程中剔除了时间趋势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强相关性应当不是源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具有相同或相反的趋势。对此，我们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对此关系的一个合理解释是，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那么这意味着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越少，技术与管理知识水平越低，因此经济发展对知识的要求就越低，而高的教育水平由于并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对经济的影响就会较小。另外，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表现在，在相似的教育知识水平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和国家，其可以为教学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从而使所培养的对象更适合市场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以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经济模式是使得浙江省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机制不仅会迫使学校在教育对象的培养上更注重市场的需求，而且可以为教学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总之，上述的分析有着这样的基本含义：仅凭高的教育水平并不会自动地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式（12‐13）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无论是lnPSTit还是lnUSTit，其对产出的影响均是显着的，但二者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中学生数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的，而大学生数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是负的。这一结果可能证实了我们关于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经济增长需求的猜测。
这因为，以比较优势为发展原则的民营经济在样本期内使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类型所需要的主要是大量的不需要太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与技工人才，而这些劳动力只需要经过中学的教育培训即可。相比较而言，在样本期的产业结构条件下，由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大学教育的发展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这种解释，我们也可从目前浙江省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得到印证。实际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浙江省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大学生就业难，而与此同时，包括纺织、建筑和大部分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却不足。根据我们对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纺织专业镇-三都镇的调查，在三四年前，每月实际工资水平为400~600元的纺织工人很容易找到，但现在即使工资水平提高到700~900元，对于一些非城镇中心的企业来说，仍是很难招到工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教育发展对产出和TFP的综合效应。前面说过，相对于基础分解，教育对产出的贡献应看作是TFP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教育发展对产出的综合贡献及其在TFP中所占份额是多大。除了少数年份外，教育对产出的贡献及教育诱导的产出增长率与TFP之比总体还是相对平稳的。
根据计算，一方面，教育占TFP的比重平均约为42.92%，而如果去掉数值异常的1982年，则平均值变为84.64%。另一方面，教育对产出的贡献率约为-1.26%，如果去掉1980年、1999年、2000年三个异常年份，则这一数值将增至2.28%。可见，教育对TFP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其对产出的贡献率却相对要小得多。当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构成TFP的因素很多，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是反向的，因此教育与TFP之比这一指标可能夸大了教育在TFP中的作用。但即使如此，如果从正反方向抵消是造成TFP值很小的原因的角度来看，教育的作用也是比较大的。关于教育对产出的影响较小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如回归结果所表明的，中学教育发展对产出有正向效应，而大学教育发展对产出是负的效应，二者相互抵消的结果是教育对产出的影响不显着。
第六节结论与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与科技进步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在不同的数据与理论约束条件下，对其进行分解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法。本章在对这些方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内部结构特征，并对其与全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所得的结论主要有如下几点。
对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分解结果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全国且绝对水平也较高，但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下降且基本与全国趋同。我们认为，这一变化主要可从制度变迁和外部技术的引入角度加以解释。首先，在90年代中期以前，就全国而言，市场导向的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各种政策和思想观念的制约，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浙江省在这方面的制度变迁速度要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具有很强的制度先发优势，这是浙江省在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但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策更大幅度的调整尤其是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全面鼓励，全国其他省份的体制变迁迅速展开，浙江省在这方面的优势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由于除了内部制度变迁相对速度不同外，浙江省与全国其他省份大致处于一个基本相同的宏观经济与外部技术环境，因而制度变迁优势的消失可以被认为是导致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趋同的主要原因。其次，在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可以从外部迅速地引入大量的先进技术，因而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但随着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技术转移速度开始减慢，因而90年代后期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在浙江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
对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浙江省的教育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要高于全国平均情况，但不同的教育层次的影响效果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说，浙江省的教育发展，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其对产出的影响均是显着的，但中学教育发展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的，而大学教育发展对产出的影响则是负的。我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这表明在前一个发展时期，发展中等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合了浙江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浙江省经济增长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业结构升级瓶颈的制约，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必须有充足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作支撑。因而从实现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出发，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浙江省必须充分认识在质和量两方面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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