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因素humit与就业弹性eeit之间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随机效应和OLS模型虽然显着水平较低，但符号也是正的。这说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就业机会也就相应更大。
政府消费govit与就业弹性eeit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转型过程中，总体来说地方政府的职能尚没有得到有效转变，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不利于就业的增加。
人均收入水平pgdpit的符号是正的，但并不显着。这说明在考察期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收入水平提高并没有使得需求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
第四节基于替代弹性的进一步考察
在第三节，我们运用计量模型分析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们在上面的研究中采用的是各省的PanelData，因而无法从所有制视角来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效应的影响。而第二节的分析却表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制度安排导致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也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节将通过对替代弹性σ的考察，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就业效应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在一个经济形态中，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是厂商对技术进行选择的结果。在“标准的市场结构体系”中，给定了要素的价格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厂商对技术的选择是组合成本最小化的“解”：要素的比率决定于要素的比价（张军，2003）。换言之，在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其各自的稀缺程度时，厂商将会根据其丰裕程度的变化进行要素替代，从而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资本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可以用要素替代弹性来测度。根据要素替代弹性的定义，它可以表示为工资对资本价格的比例的变化率所引起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的变化率。
它的经济学含义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变化引起资本-劳动比率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即如果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的比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资本-劳动比率将下降多少。
对于要素替代弹性的测度，关键在于对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由于C‐D生产函数具有单位要素替代弹性的强假定，所以我们在此使用了CES生产函数。在用CES生产函数对替代弹性进行估计时，我们使用了间接方法，即通过设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率，从而推导出来一个CES生产函数的间接公式。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于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工业行业数据按所有制分为国有、集体、外商及港澳台三种类型，为研究起见，我们把工业行业数据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其中非国有部门的数据用国有及规模以上数据减去国有部门的数据得到。
同时，为了把技术进步对要素使用的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的考察期只限定在2001-2003年。
1.总产出（Y）。我们选择了工业增加值表示产出，并以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格折算成以2001年表示的不变价。
2.资本（K）。我们选用了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投入并进行适当的处理。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净值只是账面表示的当年价值，因此要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不同的方法会导致对K的估计值有很大的差异，从而也就会影响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劳动力（L）。我们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全年从业人数（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劳动投入。
4.工人工资（W）。我们用成本核算法计算了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利润总额。
通过计算整理，列出了2001-2003年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总产出（Y）、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从业人数（L）及资本-劳动比率（K/L）。从表中可知，在考察期内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呈现出了快速提高的态势，2003年这一数值达到19.51，比2001年提高近30%。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到2003年这一数值也仅为6.78，只占到国有经济部门同期水平的1/3强。
另外，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还计算了全国平均水平的资本-劳动比率。
计算结果显示，2000-2003年，全国平均资本-劳动比率分别为10.46、11.05和11.66，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在投融资体制约束下，大量的资金被错误地配置到了国有经济部门。这种错误配置造成了加快该部门的资本深化过程，造成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同时却导致了非国有经济部门资金短缺，从而降低了该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劳动力就业却没有出现较快的增长现象。
三、分析结果
根据前面我们设定的模型（10‐7），利用由2001-2003全国工业行业构成的混合的时间序列数据集，我们对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
可知，在考察期内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中的技术进步并不显着（因为在模型中哑变量的系数是不显着的）。但从要素的替代弹性来看，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是0.9914，国有经济部门的为0.8822，而且二者的估计结果都分别在1%的水平上是显着的。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数值要大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相应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国有经济部门来说，非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要素更易于对资本要素进行替代。这个结果也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判断，即在传统的投融资体制安排下，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国有经济部门之中，从而使之倾向于选择用资本来替代劳动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这进而降低了其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
第五节结论与启示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等重要，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实现就业的增加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在取得发展奇迹的同时，就业却出现了停滞的现象。对于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出现的非一致性，我们认为主要是在制度约束情况下，中国要素市场出现了制度性扭曲，这种扭曲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本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替代。这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资本要素并对劳动力要素进行替代；非国有企业虽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但在国有金融体制安排下却获得较少的资金支持，从而降低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使用1995-2004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本章的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是抑制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2001-2003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结果发现，在考察期内，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深化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而且其变化速度都明显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
同时，通过对国有与非国有两部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进行测度，我们发现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替代弹性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这说明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要素更易于对资本要素进行替代。这为我们文中的分析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章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而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分地用资本替代劳动，虽然会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就业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户籍和工资管制；而资本市场也存在着分割现象，较低的实际利息率使得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资金，而非国有企业却出现资金紧张局面，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企业加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速度。因此，放松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的管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促进要素在地区间和行业间进行优化配置，将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一致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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