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看来，祥林嫂的困境并不在单纯的物质层面上，而是在深层的精神层面上、心理层面上。祥林嫂们无法摆脱，也无法从根本上去认真地思考怎样去摆脱（在小说中，祥林嫂是听人摆布的，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她是逃出来的，但在失去儿子后则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命运的束缚。在一个静态的乡村社会中，祥林嫂们只能是麻木地、周而复始地听任命运的摆布，甚至是“甘愿”成为奴隶。以往人们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用阶级斗争的话语来判断祥林嫂的所谓反抗精神。
其实，即便说祥林嫂具有反抗精神，也都只不过是在为维护自己卑微的奴隶身份和处境而努力，她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为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而斗争过。鲁迅对祥林嫂的描述，十分注重对祥林嫂几次为维护自己的身份、处境而努力之后的精神变化，即在获得在鲁四老爷家打工和听了柳妈的话，捐了门槛之后的神情，祥林嫂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位置和身份而感到欣慰。当然，我们并不能一味地去指责祥林嫂为什么不去反抗，为什么不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因为在中国乡村的静态圈内，人心彼此隔离，人人都明哲保身，维护常态，维护既定的秩序，又怎能一味地去指责祥林嫂们不作为呢？何况作为乡村妇女，按照鲁迅的说法，她们是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身上因袭的重担更是格外的沉重，她们又怎样去有所作为呢？费孝通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村常态生活使人彼此隔离，与外界更是隔绝。茅盾在评论鲁迅的《呐喊》创作特点时也指出：“《呐喊》所表现者，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在暗陬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因此，对静态的乡村观照，鲁迅的乡村书写就重点放在了对长期蛰伏在乡村中的国民精神变异的高度关注上。
《故乡》中童年伙伴的那种纯真情感，在一声“老爷”的呼唤中烟消云散。
“老爷”所带来的不再是童年的天真无忌，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精神麻木。《药》里面的华老栓一家的精神麻木，则更是显示出乡村“奴隶们”的愚昧、麻木和无知之状。《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性格泼辣，对丈夫、公爹开口闭口敢骂“小畜生”、“老畜生”，连乡绅地主老爷也不放在眼里，但蛰伏在她性格深处的仍然是一种被压抑的奴性，在所谓坚强的外表和行为背后，则是她性格的懦弱和内心的张皇失措。鲁迅深刻地发现了她的这一性格弱点，描写她最后的屈服与妥协，就是最好的脚注。爱姑寄希望所谓知书达理的人“会讲公道”的心理认知，除了社会不公正的因素之外，就要算爱姑们的心理不自信了。因为奴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的十二分的不自信。最为突出的是《阿Q正传》对阿Q奴性性格和心理的刻画。
在这篇集中“暴露国民弱点”的小说中，鲁迅写出了一贫如洗的阿Q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是与王胡、小D的冲突中，永远处在失败者地位的尴尬处境。尽管鲁迅对阿Q的处境和命运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鲁迅对阿Q的奴性性格和心理的批判力度则是空前的。阿Q从不承认自己失败的结局和命运，对自己的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啼笑皆非、难以置信的粉饰和辩解，或者“闭眼睛”的方式，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愚昧、落后和被愚弄、奴役的事实，沉醉于毫无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种自大的心理，深藏在其背后的则是“奴性”性格和心理的极度自贱。在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挨了王胡的一阵拳头，蒙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阿Q很快就像“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了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因为他将所受到的屈辱，又很快地转移到比他更弱的弱者身上去了。这种“奴性”性格和心理，还表现在他对赵太爷一类统治地位的高度兴趣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意的阿Q是奴隶、得意的阿Q则是奴才。中国乡村的极度闭塞性，使阿Q们的奴性始终不能获得自我改造而彻底革新，即便有机会让他“革命”，甚至是“革命”造反成功，随之而来的也是一个新的“旧世界”的复原，一个奴役和被奴役命运现状的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无论人们在阿Q的性格上将会产生什么联想，也无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会有什么“超时代”的“永恒价值”，都无法改变阿Q这群始终是“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的奴隶、奴才的失败、屈辱的生存状态。只要人们作不切实际的精神幻想、精神胜利，进而屈服于现实、屈服于命运，就必然成为现实和命运的奴隶。
鲁迅的乡村想象与乡村书写，以空前的忧患意识、博大的心灵，承担了中国乡村巨大而沉重的历史、文化负荷，并以先驱者的启蒙身份，在自己的乡村想象和乡村叙述当中，第一次完整地构筑了中国新文学的乡村书写谱系，构筑了具有启蒙性质的表意系统，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文学乡村叙事的两个优秀传统：苦难书写和启蒙书写。
文学想象和书写并不能重构历史，也不是现实的简单翻版。鲁迅所确立的新文学乡村想象与书写模式，不是完全客观地对应中国乡村的落后之状，也不是完全再现中国乡村生活的原貌，而是以一种想象性的书写方式，对中国乡村既定的历史进行回溯、反省，进行现代阐释。
鲁迅确立的新文学乡村苦难书写和启蒙书写模式，是一种超越于有限历史之上的民族寓言和启示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寓意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前景和命运等诸多的精神命题，同时也唤醒了新文学作家那种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土性意识，即便是“侨寓”都市，在记忆深处也是保存着一份对乡村的浓浓情怀。换言之，他们始终情系乡村、心系乡村，乡村成为他们魂牵梦萦的寄寓对象，是“乡愁”冲动的情感之源。新文学最早的一批乡土作家——“浙东乡土作家群”，他们走上文学之路，就与他们的乡村记忆、乡土情怀分不开。他们在关注中国乡村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命运时，始终都是将审美聚焦对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写出他们平凡而卑微生活的悲欢离合，写出他们遭遇物质与精神双重压迫的心理困境。
在苦难书写模式中，受鲁迅的影响，“两浙”作家（主要是“浙东乡土作家”）十分注重乡村生活困境的描写。他们像鲁迅一样，注重将书写的重点放在农民精神生活困境和苦难的揭示上。像被茅盾称之为“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许杰，就注重通过对浙东乡村原始习俗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原始性的宗法的农村”和“一个经济势力超于封建思想以上的变形期的乡镇”之状（如《惨雾》中的原始械斗、《赌徒吉顺》中的典妻恶俗），写出了由吉顺、大白纸（小说《大白纸》中人物）为代表的乡民精神上的贫困和苦难。所以，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们在转型期的社会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对于长期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来说，他们视野的狭窄、思想的禁锢、生活的封闭，除了地缘因素影响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精神上的隔膜所致。正如费孝通分析中国乡村生活境况时所指出的那样：“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造成了“中国乡下最大的毛病是‘私’”，而“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精神隔膜是造成精神灰色生活和精神苦难的根源之一。许杰曾在《漂浮·自序》中说：“实在说一句，因为现在的大多数的‘两脚动物’，还没有觉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听大力的命运的支配而受苦呢！这便是无灵魂的人生。”在《台下的喜剧》、《贼》、《到家》等小说里，他就十分注重对乡村社会的这种“灰色的”、“无灵魂的”人生苦难进行描写，揭示乡村里的无同情心、无爱心的丑陋窘态。王鲁彦也是一样，他对浙东滨海乡村社会的描述，典型地反映出了在外来工业文明的侵蚀下，乡村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心隔膜，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心理苦痛和精神伤害。小说《黄金》就突出地揭示了陈四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势利。史伯伯的前后遭遇，不是一般地反映乡村社会人们的性格心理，而是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文明境遇中人的心理深层次变异。在类似的描述中，王鲁彦都将意识聚焦在乡村社会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苦痛上。《一个危险的人物》、《岔路》、《阿卓呆子》、《自立》、《屋顶下》、《鼠牙》、《惠泽公公》等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活描述，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社会和人的精神苦难史。难怪不少研究者更乐意将王鲁彦的乡村想象与鲁迅的乡村想象相提并论。如茅盾就指出，尽管王鲁彦与鲁迅有所差别，但他们对“一些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的描述则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鲁迅要“强烈”些，而王鲁彦则是善于描写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这些本色的“已经褪落”的现状。巴人的乡村叙述，在描述乡村苦难当中，注重剖析乡民麻木的灵魂，勾勒乡村社会的颓败与骚动。他自觉地以鲁迅为榜样，在乡村想象与书写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揭示农民的精神苦痛。他在小说集《破屋·序言》中说，他的乡村书写是要描绘出“在乡间的破屋里、凉亭下”的人们“永远的黑暗”，描绘“破屋下的梦又惊醒”了的“受伤的灵魂”。
在他对乡村的总体观照和叙述当中，有辛勤一世、劳作一世，又贫困一世的老八，最终葬身雪地的悲惨描述（《孤独的人》），有在乡村日益颓败中不得不背井离乡，最后病重身亡的乡民（《还乡》），更有与鲁迅在《药》中所揭示的那群愚昧的乡民（《隔离》），有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做所谓顺民的老狗……沿着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巴人也将乡村书写对准了挣扎于乡村社会底层的阿Q们。《疲惫者》中的运秧、《雄猫头的死》中的雄猫头、《孤独的人》中的白眼老八，就是巴人乡村叙述中阿Q家族系列形象。通过对这群阿Q式乡民形象系列的刻画，鲁迅的乡村苦难书写（特别是精神苦难）的表意系统，在巴人这里完成了最终的构筑，并由此走向成熟。
由乡村苦难书写向启蒙书写进发，是鲁迅及“两浙”作家的乡村想象与乡村书写的行进路线。对众多不觉悟的农民进行最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不仅是现代作家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启蒙叙事的审美价值核心。在这一书写模式中，鲁迅及其“浙东乡土作家”的乡村书写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十分注重对乡村公共场景的刻画，如鲁迅小说中的“乡场”、“祠堂”、“酒店”、“船内”等，其目的在于发掘乡村封闭的“场”，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蛰居在乡村的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和行为的，从中找到改变乡村公共场景的基本思路；二是在发现少数的先觉悟者与众多的不觉悟者的尖锐对立当中，探寻如何拯救众多的、仍在“万难破毁”、“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的对策。在鲁迅及“浙东乡土作家”看来，既然乡村批判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魂灵”的重要能指对象，那么，乡村人物的性格缺陷、心理变异、精神麻木，就是启蒙书写所要展现的重点。无论是客观地再现乡村公共场景，还是主观地想象乡民内心苦痛，最终目的也只能是一个，即如何切中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要害，完成启蒙者“拯救中国”的宏大夙愿。
于是，在乡村启蒙叙事当中，鲁迅及“两浙”作家通过艺术典型化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撕去假面”、“攻打病根”，揭露以乡民（农民）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暴露国民的弱点：愚昧、麻木、无知、保守、迷信、弄权、献媚、自私……由此，人们看到的是阿Q的愚昧、华老栓的迷信、闰土的麻木、孔乙己的迂腐、祥林嫂的孱弱、单四嫂子的空虚……其他的“浙东乡土作家”也基本上是沿着鲁迅指引的方向，将国民弱点展现在国人的面前的。如王鲁彦在《阿长贼骨头》中对阿长性格弱点的刻画，巴人在《剪发的故事》中对老牛迂腐行为的描写，都显示出鲁迅所确立的乡村启蒙书写的特点。
在“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魂灵”宏大目标指引下，鲁迅及“两浙”作家的乡村想象与乡村书写，具有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特征，其认知来源基本上还是晚清以来的现代性想象。也就是说，这种想象方式和叙事模式，秉持了晚清以来有关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基本风格。尽管在具体的描述当中，摄取的主要还是乡村社会的片断和细节，但这种想象和书写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想象”、“国家思维”的特点。鲁迅及“两浙”作家的乡村想象与书写总体及其所对照的世界，内核所指的则是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国家主体，在这当中所形成的“改造”和“重铸（拯救）”主题，自然就具有自梁启超以来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想象特点，并形成新文学“宏大叙事”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