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与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热烈地歌咏爱情时，潘漠华在“湖畔”四重唱中，就显得比较特别。他总是不经意地会流露出一种青春的惆怅，一种“人间的悲哀”的忧伤，所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指出，在“真心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的四个年青人中，“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而且他的诗风“最是稳练、缜密”。
不像其他三位诗人那样以微笑环视人间，歌咏自然、爱情之美。他的诗歌大多以缠绵、凄切的感情和音调，表达出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咏叹对母性的爱慕，宣扬人间真爱，以及表现“对于被损害者和弱小者的同情”和自我、生命、人生意义的思考。如《小诗二首》：“脚下的小草啊，／你请恕我吧！／你被我蹂躏只一时，／我被人蹂躏是永远啊！／／七叶树呵，／你穿了红的衣裳嫁与谁呢？”潘漠华的这种对自然、对生命的审视和思考，并非顾影自怜的哀叹，而同样是建立在对大地的深爱，对劳作于大地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命运的忧患之上的。如同他在《雨后的蚯蚓》中所歌咏的那样：
出了茶店，过了雨路，又进了酒店。
我不愿筑新坟在自己的心头。
雨后蚯蚓般的蠕动，是我生底调子。
我底寂寞！寂寞无比，悲哀无边。
愿海潮是我身底背景，火山是我身底葬地。
雨湿了相思的路？我底爱人！我底爱人！
与冯雪峰选择雨后的蚯蚓一样，所表达的情感是土地性的，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生命、前途、命运的执着思索。
这种情形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就更为突出，更具时代的阔大性。如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抓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这首诗写于抗战爆发不久，诗人以忧郁的笔调，诉说了处在战乱中的国土和人民的苦难，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感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塑造，寄寓着艾青愿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心意：“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对于艾青来说，祖国的多灾多难，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他心中“悲愤”、“忧郁”的根源：这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卿卿我我，无病呻吟，而是将个人的思绪链接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因此，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土地”的意象意味着自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深厚的土地的深深的热爱之情：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土地”意象的构筑，显示出艾青的心始终是关联和对应着整个国家、民族这个博大的世界。这是他诗歌创作最根本的精神动力。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实际上也就是献给“土地”——“母亲”的恋歌，但这又不单单只是个人感恩式的赞美、歌颂，而是赋予“大堰河”这个永远与生他、育他的大地、村庄、山河同在的“精神保姆”以永恒、无限的意义，使之成为他个人，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关怀，成为不懈地奋斗的力量源泉。因此，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与“土地”意象相关联的就是他不懈地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太阳”意象。《太阳》、《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吹号者》、《火把》等诗歌，都展现出了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怀。
怀着对“土地”——“母亲”的深厚情感，艾青的诗歌创作总是流淌着对祖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的时代忧患之情。艾青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最苦难、最残酷，也是反抗最激烈、最悲壮的时代。他总是感受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自己有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要以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所怀有的深厚的忧患情感。
他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性的特征是十分鲜明的，始终都传达出中国——这古老而丰厚、坚韧的土地经受着命运的严酷打击，而又坚强不屈的心声：虽然“悲哀而旷达／辛苦而贫困”（《旷野》），但是，即使是绝望则也要“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死地》）。艾青在浩荡的忧患情感抒怀中，赋予了生他、育他的祖国大地——母亲以沉默而坚韧的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充满着，为了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至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艾青：《时代》
诗人以他全部的激情来拥抱祖国、拥抱时代，他坚信能够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门槛上，用自己热忱而富有坚定信念的歌唱和深厚的忧患意识，支撑起民族的时代大厦的栋梁。他说，时代的“每个日子都带给我们启示、感动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因此，“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
他是从浙东这块厚重而坚韧的土地走出来的诗人，是大地之子、是时代之子。艾青全部的创作，都献给了生他、育他的祖国大地——母亲，献给了民族前进的历史和时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艾青的诗作向我们展示的巨大历史内容，包括诗人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以及诗人融合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融合了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与审美理想的伟大时代的诗情。它可以说是诗人心中的历史——非常诗意化的历史，非常形象化的历史，它是与历史教科书上的历史不一样的历史，或者说，它是充满诗性真实的‘史诗’，则是最准确不过的了。”
不仅如此，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作为一个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民族苦难的诗人，他还不仅仅从最直观的感性层面上来抒发自己的忧患情怀，而是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生命哲理的层面，通过对民族魂灵的探究，从中引申出对整个人类前景、命运的深切关怀，也即由对土地、母亲、太阳等意象的构筑，引发出对生命宇宙、精神宇宙的强烈关注。如同他在《生命》一诗中所抒发的那样：
我知道
这是生命
让爱情的苦痛与生命的忧郁
让它去担载罢
让它喘息在
世纪的辛酷的犁轭下
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
它将鼓舞自己
直到颓然地倒下
这是应该的
依然，我的愿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
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
没有对生命哲理的透彻认知和理解，就不会有这样洒脱的生命情怀。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是这样，从浙东这块土地中走出来，以全心身拥抱土地、母亲、祖国、民族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生命哲理的最深处、走向灵魂的最深处，从而使自己的诗与生命都获得了不朽，获得了永恒，同时也使整个诗歌的“坚韧”美学风格，与整个民族生命相对应，显得格外的沉郁、凝重、厚实和阔大。
透视整个浙东作家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坚韧”特质的美学风格，蕴含着五四新人文理性精神的内涵，同时也凸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主体忧患意识，以及新文学所推崇的“崇高”形态的审美理想。他们立足于浙东故土，关注和审视中国社会和现实人生，深刻地揭示出国民的思想状况、生存境遇、心理性格等方面的特征，以唤起他们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和现代价值观的确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因此，我们通过对浙东作家创作内涵和美学风格的总体认定，就可以确定他们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确定他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二节 浙西“柔性”文化与新文学的柔婉风格
钱塘江以北的广袤区域，特别是环太湖流域，通常被称为“浙西”区域。该区域的文化与古越之地的文化，在文化性格和文化形态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浙西地域文化带有比较鲜明的江南文化那种纤细、柔美、秀婉、精致、典雅的审美特征。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浙西区域的江南，山川秀美，“风气清淑，俗务儒雅，士兴文艺”，且“俗尚侈靡，其士多明秀俊伟”。如以松江地区（现为上海市管辖的一个区）为例，相关文献对该地区民俗、民风、民情、民性等特点的记载，就有这样的描述：惟松江山秀水明，物产绕裕，故其俗喜清而尚侈，士生其间非有松风梅雪之瘕，终老于丘壑，则斥田园，系珠璧，沉酣于绮罗丝竹。
松江地区与嘉兴、湖州地区相邻，许多习俗、民风颇相同，或相近。相关文献记载，嘉兴、湖州等地“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百工技艺，与苏杭等”。又：“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
南宋以前的杭州，其风俗也具有这种特点。欧阳修曾说杭州是“其民富足安乐，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曾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对杭州的风俗更有亲身的体会，他说杭州是“室宇华好，被服粲然，然而家无宿舂之粮”，而“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这种地域文化的特点，作为地域文化的基因，往往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影响到该区域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形成该区域特有的人文风情和人文氛围。浙西区域纤细、柔美的人文风情和精致、典雅的人文氛围，对浙西的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章太炎在《訄书·原学》中谈论地域文化对学术的影响时指出：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
寒冰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坞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州五胜怪于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
夫地齐阻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概量其国民。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浙西学术似乎没有浙东学术影响那么大，但浙西之学也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世推顾炎武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同时，他对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之学”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之学”进行了比较，指出：“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可见，受浙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浙西学术多呈“博雅”之风格形态。
在文学艺术方面，浙西区域纤细、柔美、秀婉、精致、典雅的风格特征就更为突出了。古人云：“江南音，一唱直（值）千金。”可谓是清音袅袅，令人回味无穷。唐代的嘉兴籍诗人顾况，其诗作就曾被后人评论为“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皇甫湜序》）。祖籍非浙西，但出生在嘉兴的唐代着名诗人刘禹锡，其诗创作就以清新、明朗、秀婉、开阔之风而着称。江南秀美的记忆在他的脑海里是十分深刻的：
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
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
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
——刘禹锡：《送裴处士应制举》
江南的生活是飘逸、温婉而富有诗意的，尤其是童年的印象，更是在诗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文学史上，清代还形成了着名的“秀水诗派”，这个诗派的主要成员也是由嘉兴籍的诗人组成。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说：“清代诗风，浙派为盛。浙派尤以秀水为宗，开其先朱竹垞。”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一文中，钱仲联又清晰地梳理了“秀水诗派”的来龙去脉和风格特征：
继朱彝尊之后而形成的秀水一派，其名称见于金蓉镜的《滮湖遗老集》。自朱氏晚年学黄庭坚、金德瑛，进一步专法江西，以生硬为宗，钱载出而局面越加开拓。王又曾、万光泰、诸锦、祝维浩、汪孟鋗、汪仲玢环绕在钱载的周围。钱载子世锡、王又曾子复，能传父学。朱休度接钱载之传，以授钱仪吉、泰吉兄弟。秀水诗派可说是盛极一时。
后人多称“秀水诗派”具有“诗宗江西，而去其生涩，宏肆类竹垞，雅洁俪秋锦……自成馨逸”（《晚晴簃诗汇诗话》）的特点，诗歌创作的总体风格是清逸、秀雅的，如王又曾的诗《经天姥寺》：天姥峰阴天姥寺，竹房涧户窈然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