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两浙”作家对为什么要批判旧文学，又为什么要创建新文学，新文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它对于现代中国人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等一系列问题，都作出了深刻的反省。
西谛（郑振铎）在谈到倡导新文学的目的时指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却不能不把这两种传统的文学观尽力的廓清，尽力的打破，同时去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在“两浙”作家看来，新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应建立在“人的文学”理念之上。同时，他们也强调，新文学所指的“人”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一个泛指的概念，而是指正处在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之中的现代中国人。
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当下的“我们”，才是“人的文学”建设的宗旨。因为当下的“我们”，才是活生生的执着于现实大地的“人”。如果新文学不去关注现实的“人”，所有的价值建构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基于对“人”的高度关注，“两浙”作家的价值建构和价值取向，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就凸现出了一种前卫、探索、重构和新潮的特质。换言之，“两浙”作家总是能够以一种探索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前景、命运的姿态，来批判旧文化、旧文学，批判旧思想、旧道德的平庸、腐朽、黑暗和堕落，探索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上来看，“两浙”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为中国新文学主题路径的设定，提供了价值建构的基本维度。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主题路径的设定，涉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等问题。在这里，“主题”已超出个别作家创作作品的范畴，而是指整个文学内部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家通过语言的艺术，将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其中包括人对于世界及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存在价值、意义的思考、选择等——一一展现出来，形成文学的中心观念（Central idea），或支配性观念（Dominating ideas）。这便是文学的主题，它处在文学本文（Text）结构的核心意义层面。正如库尔提乌斯所指出的那样：“主题是关系到人对世界的独特态度的最重要因素。诗人的主题范围，是他对生活将他抛入其内的诸具体情景的典型反映的一览表。”“两浙”作家在新文学创作中，将他们在“新”与“旧”转换之际，对社会、时代、人生所作的思考、探寻，特别是对世界意义、人生意义的反思，凝聚在新文学的本文结构之中，集中地反映了他们对“新”“旧”转换之际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新文学主题路径设定中的价值建构问题。
第一节 进化论价值取向与“人”的主题
在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之后，“两浙”作家的创作大都强调要以觉醒了的“人”的意识来审视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世界。
在这当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擅长以进化的价值取向来关注现实人生，审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与发展。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说的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该完全满足。
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运用历史进化论的价值观来设定新文学的“人”的主题路径，这使得“两浙”作家的创作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对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现实的异化，特别是人的精神异化现象表示强烈的关注，集中反映时代、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性，以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人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进化论价值观，其本质内涵具有发展（Developm ent）和变革（Revolution）的双重涵义。进化论提示人们，人类社会与客观自然界一样，都是在不断地进化和演变的，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的，旧的事物、旧的社会必然被新的事物、新的社会所替代。一个民族要致力于世界先进与强大的民族之林，要争存于天下，就必须不断地进化、革新，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价值转换。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以及确立进化论价值观，极具代表意义。在“两浙”作家当中，持进化论价值观的不在少数，像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当时均是以进化论价值取向来批判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的。
用进化论价值观来进行判定，周作人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学，“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他还从以往所谓“纯文学”中列举了十大文学类型，认为这些所谓的“纯文学”，“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针对“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和文学的“瞒”和“骗”现象，鲁迅从进化的角度，要求作家取下假面，写出人生的“血”和“肉”，认真分析当时社会种种非人道的现象。
他说：“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
鲁迅还分析了产生这种现实异化的根源：“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郎损（茅盾）也指出，“我们可说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学的色调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怨以怒的文学，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了怨以怒的社会背景！我们又该知道：在乱世的文学作品而能怨以怒的，正是极合理的事情，正证明当时的文学家能够尽他们的职务。”对此，郎损（茅盾）还指出社会现实异化现象是：“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对人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两浙”作家首先是扬起“为人生”的创作大旗，并设定“为人生”的主题路径。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鲁迅在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并形成自己的进化观后，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善于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予以审视和把握。
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进化的，断没有永久不变的。”秉持进化论价值观，在探讨人的历史命运，反映人的生存状态当中，鲁迅善于通过设定人的主题路径，以揭示封建历史“吃人”本质为镜像观照，从中引发他对有关民族独立、个性解放、社会变革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他从对人的生存境况、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入手，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着重从进化论角度反映历史与现实异化对人的压迫，尤其是对人的精神压迫，从而确立他的“立人”思想视角，展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启蒙思想。鲁迅总是将现实中的人的异化，与历史对人的压迫，以及所形成的精神性“吃人”的异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用他那种特有的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所怀有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和深刻体验，完整地构筑出他笔下所展示的世界，并以超越于有限历史之上的心理透视，在最广泛的人生意义探寻上，通过国民性的剖析，设立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命运、前景等诸多精神性命题。
鲁迅深深地体会到，在封建专制和传统“礼教”的压迫下，文学历来被看作是所谓的“载道”工具，无论是作家的主体精神和文学审美价值建构，还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及精神向度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地成为一种窒息人的心灵、限制人的思维的精神桎梏。面对人始终被压迫的精神状态，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性被极度地扭曲、扼杀、变异，身心均无法获得自由的存在窘境，鲁迅认为，反抗封建威权及其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精神压迫，消除“非人”的存在，恢复“人之为人”的自由、独立、尊严和应有的权利，确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独立思考与表达的权力，由此构筑“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价值体系，应是新文学面临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命题。在鲁迅看来，只有完成现代意义的“立人”价值体系转换，使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消除“非人”现象，使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独立精神，赢得充分的自律性存在，让人道的秩序重回人的存在现实，新文学才有可能获得审美表达的自由，也才有可能通过“人”的主题路径，展现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无限空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是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后是接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形成了他审视历史、现实的缜密思路和鲜明的批判精神。他通过笔下的“狂人”形象展示，在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中发现了历史“吃人”的本质：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当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指在肉体上消灭人，在鲁迅看来，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礼教、伦理道德，对人的迫害最主要表现是精神的压迫，将人变成“非人”，活着却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作为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权利。鲁迅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理想，明确地将新文学的主题建构置于人的主体觉醒、人性的现代复苏的现代意识之上，并以现代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对人的精神长期被压迫、被毒害和人性被异化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强烈抗议，从而形成了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思路。在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当中，鲁迅进一步地将对“非人”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批判。特别是通过对阿Q性格的刻画与揭示，对深藏在其性格与心理上的“奴性”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和批判，并将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格弱点，上升到了人性弱点的高度来审视与批判，使新文学主题思想的确立，不仅能够充分地反映整个时代启蒙的思想诉求，而且也将新文学主题建构与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主潮相对接，使新文学的主题路径的设定，在充当历史先锋的角色过程中，一开始就达到了应有的思想高度。
鲁迅沿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进行新文学创作，将人的主题具体地落实在“改造国民性”的路径之中，使之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导性意向，这样就使新文学的创作主题，始终都关联着现代中国文化泛文本中最基本的语义内容——如何构建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在新文学创作实践中，鲁迅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世界。以“立人”为核心价值理念，鲁迅在冷静的叙事过程中，通过对“吃人”历史镜像的透视，在思想文化启蒙当中，赋予新文学的主题以聚焦与提炼新的价值与意义建构的重任，并为新文学创作实践积极地寻求更为广阔的思想与艺术表现的空间，使新文学能够真正地具有一种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审美现代性色彩，一种反省历史、反思现实的思想穿透力。
从进化论价值取向出发，鲁迅为新文学设定“人”的主题路径最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将新文学创作主体从传统的、单一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剥离开来，使之能够充分地体现与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相对应、相对接的价值内涵，为人性的复苏和人的形象重塑，发出强烈的呐喊与真情的呼唤，对人的尊严、权利和地位，予以充分的价值肯定和关怀。因此，从这个思想基点深化而来的，就是鲁迅通过对“吃人”现象的揭示与反省，为“人”的主题所设定的“改造国民性”的路径。
从“人”的主题路径出发，“两浙”作家对以现实主义（在当时多称为写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题材的选择，就对人在现实中被异化的状况予以了高度关注。其主题思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从对社会现象分析入手，反映社会现实的种种黑暗与丑恶现象，达到对社会本质、人生本质特征的认识高度，显现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二是善于从对人的生存境况、前途命运高度关注入手，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现实异化对人的压迫，特别是对人的精神压迫，从中展现有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