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高法钱标准，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政府本身发行的法钱如果质量较低，加之发行大钱和铁钱，由于成本低，获利较大，就容易使盗铸者群起私铸，获取高额利润。因此提高法钱的铸造标准，降低大钱的币值，整顿铁钱，使盗铸者无利可图，就成为政府防伪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
历代封建政府对于铜钱的重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即所谓“重如其文”，但对于钱币的成色并无统一的规定。在隋唐以前，铜钱的成色是没有标准的。汉代盛行“即山铸钱”，就是直接在矿山用当地开采的原铜来铸钱，到了唐代，才渐渐地有一定的制度，但在具体铸钱过程中大都不能完全按照制度执行，使铸钱有利可图，所以才滋生了私铸。因此要从根本上禁止私铸，就须增加铸钱的成本，提高钱币的标准，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至少无暴利可图。
汉文帝时期，曾实行过“法钱称重”的制度。所谓“法钱”就是合乎国家法定标准的钱币，当时不管是官铸还是私铸的铜钱，只要重量够四铢，成色好，形状规范，文字是“半两”的，就叫“法钱”，而轻薄劣小的钱则为“奸钱”、“恶钱”。由于私铸的铜钱为了牟利，多为劣质小钱，不够分量，使用的时候轻重不同的官、私钱混在一起，收取的一方往往要接受很多减重的货币。鉴于官私铸钱轻重不一，政府下令采取了法钱称重制度来解决这个矛盾：“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在交易付款时，不仅要清点铜钱的枚数，还要以法钱为标准，用秤称钱币的总重量是否合乎标准。如不够标准，还要再加钱，直到分量足了为止。
法钱称重的办法相当麻烦，既要计数又要称重，丧失了金属货币的优越性，又退回到称量货币的方法，对于大额交易尤为不便。而且对往铜钱中掺杂铅、锡、铁的减成色行为，称重制度就无能为力，所以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铸铜钱质量低劣的问题。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后，针对此前官铸钱本身质量低劣，导致民间纷纷仿效私铸的现象，不惜工本制作三官五铢，使铸钱不仅无利，反而成为负利，因此，“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减少了民间对货币的私铸和改铸。
北魏孝明帝末年，私铸已相当严重，各种私铸小钱分量极轻，有“风飘”、“水浮”之名。为此，御史中尉高恭之提出铸大钱（指足重径大的标准钱，非指贬值的大钱）。他指出钱制以大易小，以重代轻，古已有之，而当朝私钱轻薄滥恶，禁不胜禁，其根源就在于铜价太贱，一斤铜只值八十一文，却可私铸劣小铜钱二百多文，“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因此他主张官府铸钱须铸明年号，且一斤铜只铸七十六文钱。当时铜价每斤至少要五十几文，加上人工、锡、炭等费，私铸就无利可图。后来孝庄帝即位（528）后即“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并于次年（529）秋改铸较重的“永安五铢”，试图通过铸重钱而消弭私钱。
隋开皇初年（581），政府虽然规定必须采用合乎标准的五铢钱，但由于钱币很杂，各种前代的旧钱轻重大小均不一致却并行流通，民间就有私熔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91）四月，乃令各关卡设置新钱样品，关外带入的钱须合标准才许入关，不合样的一律没收回炉改铸，并且禁止前代的各种铜钱流通使用，终于把长期混乱的钱统一起来，使隋五铢成为境内流通中的统一货币。但是新铸的五铢原料中含铅、锡较多，铸造成本相应较低，于是私铸又纷纷而起。为控制原材料，政府采取了禁止私采锡镴的措施。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政府控制了铅、锡，无法直接获取铸钱资源，私铸者就采用磨刮钱边的方法，从法钱中磨取铜料，铸造轻薄恶钱。政府只能再次下令京师及各州旅店、商铺都各置样钱，不合格的不许入市，将国家法钱与私铸钱严格地区分出来，以力保法钱的权威性。
唐初仍然沿用隋五铢和其他古旧铜钱，因隋末钱法大乱，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私铸的轻薄恶小劣币，特别是长安地区流行的线环钱，八九万枚尚不满半斛，给商业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稳定市场，统一币制，高祖遂于武德四年（621）七月废除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二絫，积十文重一两”，改正了隋五铢偏轻的缺点，“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与此同时铜钱铸造中的合金比例也趋于统一。
另一个措施，便是降低大钱的币值。官府滥铸大钱导致私钱的兴盛，朝廷为了缓解这一局势，就必须降低大钱的币面价值，尽量使之名实相符。唐肃宗朝时，由于安史之乱后军费开支浩大，先后发行乾元重宝当十钱和重轮乾元当五十钱。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十个开元通宝。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每贯“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重轮乾元重量约为开元钱的三倍，而法定币值却等于开元钱的五十倍，这样大幅度的减重和贬值，导致物价飞涨，“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京师人人私铸，犯者愈众，数月搒死者八百余人”，大批百姓饿死或者受刑而死，政府不得不减小大钱的面值。肃宗上元元年（760），首先下诏改重轮乾元钱当三十行用。其后，两种大钱日益贬值，代宗即位后，“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大钱贬值以后，“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
宋代铸大钱更多。每次铸大钱，其直接后果便是私钱泛滥，货币贬值，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是将大钱贬值了事。仁宗庆历年间曾在陕西和江南铸当十大铜钱，又在河东铸当十大铁钱，导致盗铸蜂起。宋夏和议成后，庆历八年（1048）改当十大钱为当三，但盗铸之火仍无法熄止，直至嘉祐四年（1059）减为当二后，才“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折二钱由于“本重而模精”，铜费相当，私铸无利可图，因此神宗熙宁四年（1071）应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之请，将陕西所存积的铜、锡等材料都铸为折二钱，“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至于徽宗时的当十钱，发行不久就因为“私铸寖广”被改为当五、当三行使。崇宁四年（1105）六月，宋廷首先诏令盛产铜的广南、福建两路禁行当十钱，将此二路的当十钱运到别路使用。十一月，又应尚书省之奏请，将荆湖、江南、两浙、淮南路的当十钱皆改作当五使用。次年还下诏在上述地区停铸当十钱，改铸小平钱，并再改当五为当三行用，同时令原先京师、陕西、河东、河北等地的当十钱减作当五。不过这种各路或用或禁当十钱，在贬值的时候折当又各不相同的情况，反使许多人有机可乘，在东南地区私铸大钱，越江淮盗贩至仍用大钱的京师及北方三路。政和元年（1111）五月，徽宗下诏：
“公私当十钱并改作当三行使。”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改当十钱为当三。政府铸大钱以转嫁财政危机，却因大钱虚值过高而引起流通不便、私铸纷起，因此政府不彻底废除大钱，私铸盗贩大钱也就不可能绝迹。朝廷无计可施，只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其创置铸钱院及招置钱户并停。继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官铸大钱导致私铸猖獗，一些有识的官僚早已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时同知枢密院事章楶就提出“精加鼓铸，无贪厚利，令制造精密，与物相权。盗铸之家获利既薄，岂肯冒重法以自取灭亡”，但惜未被蔡京采纳。每当私铸因官府铸大钱而盛炽时，政府惧于形势，总是将官铸大钱折价行用或干脆废止，以绝民间私铸之利，整肃货币流通，稳定社会经济，但却每每难以持久，已经变化了的币值又要人为地去调整，必然会有许多人受经济损失。正如周行己所说的：“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这使百姓遭受极大的损失。
铁钱的铸造一直在不同的朝代里断断续续地进行，而宋代是行用铁钱时间最长的朝代。宋仁宗时由于对西夏用兵，除了铸大铜钱之外，还在陕西大肆设监铸造铁钱，铁钱监的增设及铁钱的盛行，使陕西、河东路的货币流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铁钱价廉，但币值定得很高，促使民间纷纷盗铸。针对日益泛滥的铁钱私铸，宋政府同样采取了对大铁钱的贬值措施。皇祐四年（1052）二月，陕西转运使傅永对大铁钱进行了调整，史载：
时关中用折十铁钱，盗铸不可胜计，公私患之。永献策请变法，至境，问民所乏，贷以种粮钱，令麦熟纳偿，而薄取其息，民大悦。永亟檄州县，凡散二百八十万缗，大钱悉尽，乃以闻。已而朝廷变法，遂下令以小铁钱三折大铁钱一，民出不意，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而盗铸亦以衰止，所贷得麦四十万斛。
大铁钱由当十降为当三，起到了缓和通货膨胀、抑制私铸的作用，但政府以“利民”的名义，用欺骗的手段将损失全部转嫁到人民头上，却又对农民进行了一次掠夺。
当时河东转运使周沆又在河东尝试以提高铁价的方法来抑制私铸。据司马光《温国司马文正公文集·户部侍郎周公沆神道碑》载：
“自庆历以来，河东行铁钱，民多盗铸，吏以峻法惩之，抵罪者日繁，终不能禁。公乃使高估铁价，盗铸者无利，不禁自息。”此法对缓和私铸之风有一些作用，但所谓“不禁自息”不免夸大。至和二年（1055），文彦博上陕西铁钱事，建议将河东所行提高铁价的方法推广到陕西，在陕西实行榷铁。他认为由于“铁本至贱”，私铸铁钱获利甚厚，故不能禁绝，因此提出“使铁价增贵”，私铸无利，而薄恶之钱则熔为器用，这样，自然就百物价平，民不犯禁。但这一建议未见实行。
陕西大铁钱改为当三后，私铸现象虽有所缓和，但仍未能完全禁绝。于是，嘉祐四年（1059）二月，又改当三为当二，至此，铸大铁钱逐渐本利相当，盗铸也就逐渐衰息了。而且自这一年起，嘉、邛州钱监曾停铸十年。熙宁元年（1068）五月，因四川民间缺钱，嘉、邛二州钱监始以旧额减半鼓铸。此后数年间，陕西铁钱的钱就法相对比较安定了。
南宋乾道初年（1165），诏令两淮、京西、湖北荆门等地“悉用铁钱”。乾道六年淮西地区舒、蕲、黄州等产铁地都各置铁钱监，铸折二铁钱，其后便大力鼓铸铁钱，“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可是两淮铁钱自淳熙十五六年后，官铸钱日益粗恶，私铸之风大盛，“私铸铁钱散漫江淮”。朝廷频频下诏禁私钱，整顿两淮币制。绍熙二年（1191）七月，诏出会子百万缗收换两淮私铸铁钱，十二月，复出百万缗收两淮铁钱，并诏令帅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翌年正月，“出度僧牒二百，收淮东铁钱”。以会子、度牒等称提铁钱，使两淮铁钱的泛滥得以控制。
四、加强货币本身的防伪功能
官方发行的一些法币制作粗糙，质量不高，防伪性差，使民间易于模仿铸作，是造成货币作伪的原因之一。历代政府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提高法币的质量，也是货币防伪的一个重要措施。
1.不爱铜，不惜工，保证铜钱质量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下令郡国铸五铢钱，即规定必须“周廓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铅（熔）”，以防盗铸。当时的五铢钱轻重适宜，形态一致，分量较足，质地也较好，由于工本较高，制作精良，私铸者较难模仿，也乏利可图，因此币值稳定，交易称便。元鼎二年（前115）发行赤仄钱，“以赤铜为其廓”，以与“周廓其质”的五铢钱有所区别，在铸币的技术上增加了难度。元鼎四年令“悉禁郡国毋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后，不惜工本制作三官五铢。三官钱由中央政府均输、钟官、辨铜三个机构铸造，因三个机构都设在长安附近的上林苑，故又称为“上林三官”。汉武帝诏令“非三官钱不得行”，以前铸造的钱币全部作废、销毁，把铜料输送到上林三官。由于铸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制作工序的复杂化，上林三官所铸的五铢钱质地优良，精细美观，文字规范，整齐划一，工艺水平相当高，民间工匠难望其项背，轻易不能伪造。此五铢钱一直行用了六七百年之久，到唐朝武德四年（621）才被废止。
宋代为保证钱币质量，在铸钱时也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可知宋代铸币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之则。宋代史料中多有钱官因铸钱质量不合格而遭受处分的记载。神宗熙宁十年（1077），因“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怯薄”，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被罚铜十斤，监官侍禁崔坦差替，均受到处罚。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由于饶州钱监所铸钱被查到“内一分系黄铜钱，九分带铅锡钱”，而钱监官却不照铸钱司之命，“节次将夹杂铜依十分好铜数目支出鼓铸”，且将所铸的劣质铅锡钱和黄铜钱运发至左藏西库，结果不但钱监官、提点铸钱官、左藏西库监官受到降职的惩治，而且户部、工部的长官和副长官都受到了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