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彭
引言
1937至1949年，由学生、助教到讲师，“我的前半生”主要部分是生活在浙江大学。这包括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八年，也是伟大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十二年，也是我“豆蔻年华”、学习成长的时期。我们追随这所“流亡”大学，辗转搬迁祖国西南山区近三千公里。在《竺可桢日记》里，对迁移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述。在浙江大学和史地系培养的成千名学生中，我是幸存者之一。在拙作《地学的探索》六卷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概括记述史地系对我教养的恩情。
193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进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地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严格地给予野外基本功训练，把我们一大批同学引进了地球科学的殿堂。当时，我们就像闯进了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洞穴，感到光怪陆离，目不暇接。同学们毕业之后，各有建树；我则被留在学校，当了八年助教，在老师们的指引和督促下，蹒跚学步，从此开始了探索地学的生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接受地学启蒙教育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是，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的经典的地学知识，学生则如饥似渴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的训练。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这一切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我们展示出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诱导我们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忘我地去探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从而使我们树立起地球科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当我回忆起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联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琐事，像是醒来的梦境。那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社会生活相比，的确是反差强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然而，那却是中国近代的确曾经发生过的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顽强的幸存者
1937年，我在湖南省长沙高级中学上二年级。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学校搬迁到宁乡花明楼。暑假，我路过长沙去上学的途中，在岳麓山以同等学力报考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由杭州内迁到泰和，距离井冈山不远。我想，要是能够就近在家门口上大学读书，既省钱，又安全。而且报考师范学院，既“司饭”，又发制服，免交学杂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真是双重保险的上策，何乐而不为呢？以同等学力报考，门槛更高，必须进入全国统考中前20％的名次，自知把握不大，报考不过是为明年探路而已。回到学校再读完三年级，毕业联考获第一名。再经过长沙时，长沙已经一片瓦砾灰烬。张贴在教育厅墙上的大学招生榜也早被日晒雨淋，模糊不清。有同学看到过我的名字，但也搞不清该上哪所大学。我自己也没有挂在心上，回老家白竺山村里去教小学。忽然接到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录取了我，家乡父老为我这个破天荒的大学生送行。我扛上一口柳条箱上了火车，千里迢迢，一直追到广西宜山报到。孑然一身，开始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闯荡于黔桂“瘴山恶水”之间，去经受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广西宜山，师范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殿里。教室在远离城区的东郊，搭起整齐的茅草竹棚，在三个木桩上钉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着名的大教授穿着一件白大褂上课，带着我们朗诵着雪莱的十四行爱情诗，洋洋自得，出口成章。
每天几乎都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看到山上挂起空袭警报的红灯笼，我就躺在水渠边或岩洞里去看红楼梦。老师甚至带我们到小泷江去练习游泳，或者去远郊野外实习，优哉游哉！有一天，日本飞机果然在东郊教室投下了一百二十多枚炸弹，男生宿舍起火，衣被都被烧光了。女同学把五颜六色的衣服都捐赠给男同学御寒，男扮女装，教室里煞是好看！即使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依然充满着浪漫情趣和乐观精神。
随着学校内迁的，还有一大帮浙江同来的难民群。他们为老师和学生包伙食，为学校搬运图书、仪器，他们介绍学生当“黄鱼”，由宜山搭便车去贵阳、遵义和湄潭。彼此如鱼得水，相依为命。老板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加菜，吃当地的“豆花饭”，偶尔吃点蛇肉和狗肉，名曰“龙虎斗”。房东和师母们经常端上香喷喷的“粉蒸肉”或北方馒头，为无家可归的学生解馋。这所流亡大学就这样在整个社会的支持和簇拥下，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到娄山关下的遵义古城。 仅有的一次，师范学院的学生每人发放了二十七尺蓝色双面卡“救济布”。 矮个子同学就自己设计一种最省布的上装和两条裤子，前后可以交替着穿，减少膝盖被磨损。男同学自力更生，自制木屐、修补套鞋，互助理发；女同学针织毛衣，缝补修改衣服。这类的“蓝领”服务工作，真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 到校外去当家教、做广告，去中学兼课，提供“白领”服务，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差。甚至个别助教、讲师也一起参加。我在遵义就干过为酱油厂做广告的工作，每星期日工作一天，工资五元，足够支付我和同学晚上的茶馆费和夜宵钱了。
何家巷是一座进深三栋的破院落，也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各院、各系混杂居住在一起，其嘈杂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中午时分，拉胡琴，唱京剧，似乎“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学会、学社非常活跃，墙报、画刊五彩缤纷，救国救亡的文艺宣传，纷纷登场。晚上，在黯淡的桐油灯下，何家巷却是鸦雀无声，大家伏在桌子上静静地做功课。费巩教授捐出他的全部工资，为桐油灯加上了玻璃罩，灯光明亮多了，鼻孔不再被熏黑了。但是大宿舍里的自习桌总是不够的，同学们就只好去蹲茶馆，泡上一壶浓茶，占着一角方桌，就着茶馆明亮的煤气灯读书，比宿舍里的桐油灯更亮堂。好在茶馆里贴上了“莫谈国事”的禁令，干预也就不多，茶馆老板对不谈国事、埋头读书的学生，似乎分外关照和欢迎。
竺可桢校长能够在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在遵义山城、在何家巷宿舍，给学生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我们学生来说，更是多么幸运呵！
后来我当上了助教，在遵义古城西南角的山坡上，租赁了一间民房，每天到山下的食堂去吃仓饭和打开水，过着箪食壶饮的隐士生活。没有吃饱，星期天自己开小灶，有一次却不慎把桐油当菜油，落得个上吐下泻好几天！病了，也没有医疗保健。1947年夏天，我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尿血，不得不去医院切除右肾。向亲友们借贷了八两黄金，直到1954年才还清。养病的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全是同学们送来的。史地系老师们非常照顾，让我躺在床上汇编《遵义新志》，不用上班。竺校长还亲自来助教宿舍看望，手里捧着一本名人传记，鼓励我说：德国有位大科学家也切除了肾脏，活到了七十多岁，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是在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和指导下，从二十九岁至今，又快乐地工作了五十年。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期间，多次用孟子的箴言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回顾血与火的岁月，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年抗战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流亡的浙江大学，也是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弦歌不辍，为祖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
全面的素质教育
流亡时期的浙江大学，李约瑟赞誉它是“东方的剑桥”。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校长和王淦昌、贝时璋、蔡邦华教授等师生五十余人，奉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不完全统计，他们先后为中科院筹建三十多个研究所，开拓了许多学科的新领域；先后当选为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浙大师生共七十余位，其中史地系教授有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三位，学生有叶笃正、施雅风、陈吉余等共七人。路甬祥校长也在竺可桢之后，又继任科学院第四任院长。浙江大学人才辈出，为新中国培育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以院士为例，在旧中国的科研机构中，浙大仅次于原地质调查所。毫无疑问，这是与两个单位当时所受的政治干扰相对较少，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环境比较宽松有一定关系。我从一个普通本科学生的感受，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素质教育，能够得到塑造自我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作为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当时选课有很大的自由度。我除了修习陈逵教授的“英诗选读”这样的古典英语课程之外，还选修了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欣赏”，初步了解一些构图、造型、色彩的基本法则，以及选修了陈立教授的“试验心理学”，了解色盲、视觉测距、催眠的原理和热感与痛觉的误区。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些知识，后来在我研究地图学、航空视察、遥感图像处理、人机相互作用、地学多维图解、地图信息图谱等等问题中，能够发挥作用。 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中，我更加兴趣泛滥。我选修了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他教我们识别云的类型、熟悉气象电报，填绘天气预报图。
任美锷教授讲授经济地理，让我和杨利普去野外实习填绘土地利用图。黄秉维教授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更像是流水作业线：他亲自写讲义，由孙盘寿、张汉松两位同学刻印蜡纸，由我协助编绘插图和教学挂图。我们算是勤工俭学，忙不过来的时候，同学们都来帮忙。张其昀、涂长望、顾谷宜几位教授的讲义，大都采取类似的形式。我们觉得这些讲义能反映老师最新的见解，又有学生的直接参与，倍感亲切。叶良辅教授病重，我刚作为助教，代他上普通地质学课程。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担心我怯场，声明不抬头看着我，但我能泰然自若地讲下去，主要是由于直接参与过讲义的编写整理工作，心中有底。作为助教之一，我分管地图库和绘图室。我对三万多幅旧地形图大都作了“读图”卡片，记述每幅图上构造、地貌、景观的特点，从而掌握了大量典型的案例。不仅后来我在接替“中国自然地理”和“地图学”课程的时候，比较得心应手，而且编绘“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研究中国地图概括的区域指标的时候，分析判读航空、卫星相片的时候，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也尽可能多选修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张荫麟教授的中国通史、陈乐素教授的宋史、顾谷宜教授的世界通史、王庸教授的地理学史、张其昀教授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都使我们大开眼界，诱发了我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王庸教授的指导下，帮他编写《中国地图学史》，狗尾续貂，负责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的两章。后来自己扩展到对世界地图史的研究，参与中国古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以及测绘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地图学十二年规划的制订，都有赖于当年极其微薄的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最近又想努力推动遥感考古和我国“数字城市”的本土化的研究，更感到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的功底太差。当时身在史地系，而历史学得太少，真是非常遗憾。
史地学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与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从现代的观念来看，史地兼修，是有助于系统分析、动态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也是地球系统科学所必需的综合观点和系统方法。博古通今，有助于把万年为尺度的地质演化的历史和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的史前文化和近、现代环境变迁、全球变化衔接起来，古为今用，对未来作出预测和预报。这有利于提高科学预测和决策的可信度。史地系的课程，不仅给予我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建立起时空尺度和概念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使我至今在研究卫星遥感对地观测、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网络等高新技术手段时，能够在脑子里比较准确地把握时空尺度和建立时空模型。
学海无涯，科学知识是永无止境的，掌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史地系的课程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宽，职业性的适应能力是很广的。就我在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同班十位同学来说，蔡钟瑞后来成为工程地质专家，宋铭奎成为水利总工程师，孙盘寿、杨利普在科学院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工作，刘宗弼在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地图工作。钱炜、詹溶庆坚持教育工作，成为模范教师，他们就业之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把本科时期的知识，融入到他们的事业或学术中去，都聚焦形成了自己闪光的亮点。我临近毕业的时候，由于选课很乱，系主任煞费苦心地一门又一门彼此替代，教务处高抬贵手，才算勉强通过。回想起来，我似乎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锻造自己。我选修了许多工具课程，如数理统计方法之类，减少了一些知识性课程，如世界地理等，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用不尽，但并没有影响我从事地球信息科学和数字地球战略方面的探索研究工作。
实践出真知
史地系很重视学生野外考察和社会实践的锻炼，师生们代代相传成为传统。
学校刚由宜山迁到遵义，喘息未定，史地系就举办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竺可桢校长亲自主持学术报告会，教授们纷纷发表演讲，弘扬热爱祖国河山、热爱自然、身体力行的探险家精神，并宣传浙大也要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前进，使我们学生坚定攻读史地系的信心。后来，我在岩溶研究、航空遥感实验和西部开发等科研任务中，都没有忘记精读《徐霞客游记》，并联系实际，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徐霞客的光辉形象，几十年来成为我这个“二等残废”抱着病躯、走南闯北、坚持野外考察工作的驱动力。因为20世纪50年代对峰林、洞岩地貌的分类和制图的工作，我和任美锷教授一道，荣获国际岩溶学会首届贡献奖。
浙大史地系一贯重视地图学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当年专门敦请沙学浚、李海晨两位曾在德国攻读过地图科学的教授来校任客座教授。在谭其骧、任美锷教授的指导下，由王心安、吴贤祚两位工程师负责绘图室，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接班开设地图学课程。无论是学地理或学历史的师生，都被鼓励参与地图的实际编制工作，并已蔚然成风。在抗战烽火的岁月里，用白规笔和石版印刷发行套色教学挂图。回到杭州之后，宋和我编绘了图文并茂的“西湖图景”。杭州解放后，陈吉余、阚家参加编制杭州城市大挂图，还绘制了分散在杭州城内外的浙大校舍鸟瞰图，雕刻铜版印刷；还精心雕塑出全中国和杭州、南京和台湾等几组地理景观教学模型，向全国发行。浙大史地系通过不断实践，掌握了地图生产的工艺技术，培养了大批对地图感兴趣的专家，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例如在1954-1957年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在原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的主持下，由贺忠儒等协助，编制出版了《中国大地图集》五卷；1980-1985年间，谢觉民教授主编的A tlas o f China在美国问世；1958年，竺可桢先生亲自主持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历时十年，先后编制出版了自然、普通、经济、人口和农业五卷大型地图集，谭其骧先生主持的《杨守敬历史地图集》（八卷）。黄永砥在华东师大，开设地图学课程，先后编制出版了《中国教育地图集》和《中国老年地图集》，都是由当年浙大史地系的师生主持完成的。浙大史地系对于中国地图科学发展的历史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的彩绘手稿，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工作时期完成的。
它的地球三维立体显示的设计，也是从制作全国立体模型得到的启发。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颁发了奥·米纳地图学金奖，Robinson与我并列。就是由于我们各自代表东西半球，先于Apollo遥感图像而鸟瞰地球这一比较新颖的构思。
地图编制是一项跨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许多学科的支持和合作。在史地系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必须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习他们的长处，发挥他们才能，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许这就是团队精神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学习和工作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记得有一次系里派我代表叶良辅系主任去出席理学院分配经费的会议，苏步青、王淦昌等老教授在座。
贝时璋院长首先声明：地理系是新系，来的又是助教，预算也比较少，大家照顾一下，优先通过，然后其他各系再商量如何分配。老前辈对新学科的宽容和扶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团结协作，才能事业有成。”
助教的工作是最基层的、最实在的。我在史地系毕业后留校的八年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许多知识、技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六十岁以前主要是搞地图，六十岁以后修补了两门新课程，一门是遥感应用，为地图生产开拓新的数据信息资源；另一门是地理信息系统，让地图进入空间时代和信息社会，以适应全社会数字化的潮流和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科学事业的梯队像一支永远前进的雁阵。或许是出于信念和本能，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或默契。前辈师友曾经带领我们学会飞翔，呕尽他们的心血，分享他们的余荫，自己也就感受到了历史的使命，勇敢地去探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年轻一代的压力和阻力，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再退到阵列的后面，尾随着大伙儿继续前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和希望寄托于青年和未来。浙大史地系十二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使我终生难忘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