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子丹笔下的那只蚂蚁把我们带到这些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对人类的善良和文明产生怀疑。在生命世界干下了这些勾当的人类，还有资格谈仁慈博爱自由平等吗？但是，在许许多多不同版本的文化和宗教体系中，都宣讲着博爱、平等、自由等堂皇的理想原则。而且，高举着同样旗帜的人们之间还在互相仇恨、对抗、绞杀和歼灭着，因为他们谈论的仁慈博爱自由平等是有单位范围的，而且这些利益单位可以一再切小，直到不可分割的个人为止。也就是说，人们宣讲的概念虽然内涵基本相同，外延却不能兼容。他们所说的全人类、全世界的平等自由博爱，其实只是限于某个个人、家庭、民族、阶级、教派、国家范围之内，自己所属的利益单位的权利优先于其他利益单位的权利。一旦超出了特定的利益单位范围，仁爱就可能变成仇恨，平等就可能变成压迫，自由就可能变成剥夺，而且在一再轮回的报复中不断放大和升级。动物生命界存在的悲惨情况，只是人类社会灾难的一种垂直延伸。身为人类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人类，所以我们首先考虑人的利益，我只能考虑人的利益。就像美国总统经常挂在嘴上的：我是美国总统，我首先考虑美国人的利益。发生在其他生命社会的暴行之所以至今还得以成立，没有让我们感到血债累累，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人类是一种高尚的生命。就像所谓白人、雅利安人、日耳曼人是高贵的种族，践踏低等生命乃是高贵种族的天赐权利和必要象征。倘若把动物和人类的生命等量齐观，我们可就罪不可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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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为止，被视为最理想的社会体制还是人道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人被视为最高贵、最有价值的存在，是生命世界最高的神祇，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给予者，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任何事物的存在有没有意义价值，有多少意义价值，取决于人对它们的需求和欲望，取决于人的评估和测度。而人自身的价值，则是绝对自在，不需要估测的。人类的利益是世界的最高目的，其他一切利益都是用来成全这一终极目的的。因此，在所有灵性生命中，人拥有绝对优先的生命权，对动物的生杀予夺天经地义，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干预。而且，这种剥夺可以说是一种宠幸、一种祭奠，它使动物的生命价值得以高尚地实现。因此，蒋子丹女士列举的许多事情，在一些人看来未免有些大惊小怪和神经过敏——
在并未弄清楚SARS病毒源自何处的情况下，果子狸们已经经受了灭族灭种的浩劫；三个人被狗咬伤死于狂犬病，使得某县境内五万多只狗在几天内斩尽杀绝；一头牛死于疯牛病，会导致它成千上万的同伴被宰杀；一间鸡舍里发生了禽流感，方圆数里之内所有的禽类都被活着装入纤维袋，先焚烧再填埋……
在作为附录的《人类集体暴行录》一节，蒋子丹以“我们这样用它们”“我们这样吃它们”“我们这样穿它们”、“我们这样玩它们”为类别，汇集了人类对动物生命的无义行径，这些行径之所以顺理成章地存在，不受到任何诅咒，是因为承受伤害和苦难的生灵不是人类。编制这份账单的目的，显然是要控诉和声讨现行的人道主义生活体制。这种体制被她重新命名为“人欲主义”。记得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我们现行的体制，在整个生命世界中只照顾到人类的利益，而在人类社会中也只照顾到少数人的利益。蒋子丹女士把这种状况称为“人道的悭吝”。
就像狼对狼的仁慈是以它们对羊的残忍为前提一样，人类社会中人道主义的推行，是以生命世界里实施非人道的野蛮统治为条件的。从整个生命世界来看，人类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获得并不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条件，因此它的滥用不可避免。按照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理应负起最大的责任，维护生命世界的繁荣与秩序，让各种生命形态各得其所。但实际的情况是，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人类肆无忌惮地歼灭异族，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的平衡，使整个生命社会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在这种情景下，一种超越人道主义的体制已经在良知的呼唤之中，它可以称为“天道主义”。这种主义旨在拓宽人类的情怀，唤醒人们对上天赋予所有灵性生命的平等权利的尊重和敬畏，克服妄自尊大的人道对自身边界的无度僭越，把人类的行为约束在对整个生命世界的和平稳定乃至繁荣不构成威胁的范围之内，从而构建一个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命社会。
应该说，一种把地球上所有有情生命的权益纳入考量范围的天道主义体制，既符合人类目前的社会利益——生态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存在和福利——也符合人内心的需要。当我们像齐宣王一样看到一个即将被屠宰的生命的惨状而感到不忍时，就已经表明上帝给予我们的良心并非只为人类跳动。不说为了动物，不说为了上帝，仅仅为了安抚慰藉我们自己胸腔里的这颗良心，让它少一些愧疚、不安和狂妄，我们都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只要人类还是一种善良的物种，就注定要遭遇这种体制上的抉择，而这一点，涉及精神的进化和人性的高贵。正如书中援引圣雄甘地的警言：“从对待动物的态度可判断这个民族是否伟大，其道德是在进步还是在堕落。”亦如丰子恺居士的开示：护生者，护心也。为了维护我们那颗悲悯之心不至于泯灭，拯救自身沉沦的品质，我们需要修订自己的体制。当然，修订并不意味着彻底颠覆，而只需把人道主义的原则在外延上加以推广。在社会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前提下，人类的道德底线应当不断提升，它的上限也不应该被封闭起来。
在人类心灵越来越荒漠化的当代，在人与人愈来愈难以走到一起的今天，将动物引入人类社会的庭院，会给我们的生活增加许多乐趣和生气，从而缓解人们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枯寂的心灵得到疗治和复苏，让许多在人类那里得不到爱的人们，从其他生命那里得到温暖和慰藉。爱动物和爱别人一样，成了人爱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爱一个动物比爱一个人要容易和安全得多。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动物给予人的情感补偿是人本身都自叹弗如的，特别是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他们与动物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他们能够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很多快乐和滋养。一个人可能会嫌弃自己的父母，但一条狗绝对不会嫌弃自己的主人。因此，宠物商店门口“把它们带回你的家，等于把爱带回你的家”的广告词，并非没有道理。《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就记录了一些人与动物相依为命的感人故事，让人联想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意境。我有理由相信，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推广到整个生命世界，或者将天道的内涵纳入人道的范畴当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人道主义生活体制的弊端，使人道进入新的境界，臻于至善和完美。然而，就目前人类与动物的豢养关系而言，特别是本书提及的中产阶层之所谓“盛宠时代”的风尚，还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人们按照自身的生活方式来规驯动物，让它们吃人的饮食、穿人喜欢的衣服、剪人喜欢的发型，让它们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的仪范和体面，甚至把动物当成个人身份的表达，以为这是对动物的宠幸。殊不知，这种将人的生活方式和古怪念头强加于动物身上的做法，就像鲁侯以钟鸣鼎食的宫廷生活来养一只海鸟，其实是一种精致的虐待和奴役，是一种更加周密的自恋行为，而不是什么慈爱的布施，它深深扼杀了动物的自由天性，埋下仇恨与哀怨。本书讲述美少妇文婷在和大狗咕噜亲吻的时候，被咬下大半边嘴唇，很难说不是被奴役者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