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除了某个特殊阶段，中国已基本丧失了普世的信仰。人没有信仰意味着没给自己的精神奠基，内心总是在恍惚之中举棋不定，经不起种种引诱和暗示，极容易为浅近的利益和风潮所吸收，养成趋利避害的灵巧机智。今日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多少抗御魅惑的精神定力，他们的心灵已陷入拜物的迷狂之中。拜物其实也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邪教，它通过对物质法力及其可能带来的福祉没有边际的夸大，使之超出其作用的有效范围，成为最高的神祇和最后的救赎（它的背后就是绝望的渊薮），从而完成了对人的人格的全面控制，实现精神对物质的高度依附。被这种教义附体的人，把不能转化为物质价值的精神诉求一概斥为走火入魔加以诅咒，并通过对自身欲望的无度放纵来完成对其神祇的皈依。拜物教隐秘偷换了人的行为动机，不动声色地收缴了人的意志自由和精神尊严，让人在向物质力量献媚的过程中来讨生活。它和其他邪教的区别只是偶像的不同，但人们却把它看作是对宗教的克服与超越。在对精神偶像的膜拜被看作是极端愚昧的同时，对物质偶像的顶礼反倒成了一种明智和启蒙。时下，物质欲望喧嚣的结果是各种精神货币的纷纷贬值，酿成另一种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生活在危机当中的人却感觉不到危机的来临，他们以一种假面的狂欢来回避与自己的惶恐碰面。从本质上说，拜物其实是迷惘灵魂无可奈何的凄凉依靠，但有了依靠的人却因此变得有恃无恐。
除了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之外，没有任何原则和信念的人是一种可怕的物种，是真正的邪魔。由于丧失内在的价值尊重和神圣感，外部的制度规范总是在需要发生作用的关键时刻突然失效，这就给人们一种解放感，为他们的行为敞开了极大的自由度。于是，他们在追求自身浅近利益时，也就有更多备用的手段和方术，可以机关算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欲望与满足之间的距离拉开，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就难以想象，白热化、恶质化也就不可避免。这些年来，尽管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从读书就业到职位职称的晋升，从工程招标到案件的审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节点上，如果不使用非正当的手段，一个正当机会的获得是难以想象的。公共权力、妇女儿童的身家性命沦为商品，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暴露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幕，都表明生存环境的恶劣。这种恶劣除了说明体制上的缺陷之外，还揭示了中国当代人性状况的黑暗和可怖。但是，经过无数乱世艰难岁月的魔鬼训练，国人的神经细胞已经储备了十分富裕的世俗智慧（用老子的话说是“伎巧”），并养成了应付各种恶劣环境的心理承受力和免疫力。甚至在更加可怕的环境下，人们仍然能够灵活应对，巧妙周旋，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生活照样可以继续，不会轻易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也不需要急着去探寻柳暗花明的境界。“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中国当代的人性状况和国人过度发达的世俗智慧，给国家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比西方更为苛刻的要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一定比西方更为严密和强硬，而过于严密和强硬的制度，又将导致对人身自由的普遍伤害。
眼下，对于特别贫困的阶层人群来说，物质的力量自然是不可抗拒的。匮乏已经使物质成为生存的全部和唯一，占据了他们心灵的空间。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物质的力量所绑架勒索。因此，唯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在他们这里变得十分坚决果断，没有犹豫彷徨和多愁善感。对于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阶层而言，他们被季风吹刮起来的欲望的旗帜，还在山头上高高飘扬，猎猎作响，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穷尽正在进行中的生活的可能性边界，从而产生餍足感。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还没有腾出地方来，让他们能够仰望苍穹，沐浴星辉，并以此为背景来观照自身的存在和芸芸众生的命运。他们安身立命的那块石头还没有被抽去，因此他们没有遭遇类似托尔斯泰的晕眩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惶恐。种种情况表明，当代中国精神还处于一种自足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闭症：精神紧紧抱住眼前利益的石头，不再向深远的天空开放和伸延。这种自闭来自执着之物对人们精神的堵截，人的心灵只是在其执着之物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从中超越出来，进入更加辽阔、深邃和自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呈低飞的姿态，它几乎是贴着地面，甚至是贴着沼泽盘桓的。作为生活主体的心灵已经高度钙化，并夹带着淤泥的气息。
当然，如果人们在这种状况之中过得心安理得，甚至还抒情写意，不觉得少了什么和多了什么，这种生活仍然是可以继续的。它也只能够继续，它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甚至是最好的生活。至于在这种生活中突然发病的人，那肯定是自找的。鲁迅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世家子弟，一个每月拥有三百大洋的官员，他完全可以置身于许多社会危机之外，但实际上他比谁都陷得深，他的胸臆成了民族灾难的中心。倘若没有超越性的关怀，没有在“六千亩地、三百匹马”的后面问一个“以后呢？”托尔斯泰伯爵他们也会过得比现在许多以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自居的人还要滋润，他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温馨烂漫的抒情性，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作品。然而，正是宽阔深邃的精神关怀，使他们染上绝症，并使他们的文学成为疗救。是他们把自己置于病患的境地，才使他们成为人类精神康复的医生，他们的作品也就具有了灵药的性质。
在当代生活中，一个作家是否会沦为病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患者，并不是因为生活的缘故，而是缘自他自己内心的关怀。一个本来活得好好的人，可能因为有一天脑子走岔，有了超出自身生存范围的关怀，比如说是对他人命运的不忍，或是对自身存在意义打破沙锅璺到底的质疑，因而陷入了病患之中，并且开始漫长的寻医问药的过程。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海边的游泳者，有一天突然掉转方向，游出了自己熟悉的水域，向大洋深处泅去，把自己置于凶险的波涛、旋涡和风暴之中，置于沉沦和溺没的、需要被拯救的境地。但是中国当代人已没有这么愚蠢，他们太知道陆地的意义，下水之前早已在海湾里给自己划出了安全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把自己抛入旋涡的中心。他们没有在已经得到和渴望得到的事物背后追问一个“以后呢？”因此，他们成功地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可怜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药物和治疗实在是为时过早。
如果拿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做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学中的人格气象和对人的命运的观照，都没有俄国文学中的那么恢宏、辽阔、深远。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着宗教式的终极关怀。苏联时期的作家，包括斯大林暴政时期的作家，如高尔基和后来的帕斯捷尔纳克等，虽然宗教背景已经渐渐隐没，但那种准宗教的博大的悲悯情怀仍然弥漫在他们心里，柴可夫斯基音乐中对人灵魂深处的关切和慰藉，仍然在久久回荡。他们笔下的人物常常要面对辽阔的草原，太阳升起和降落的地平线，以及地平线上苍茫的天空，人的命运常常被置于淡蓝色的背景之中来加以体会。而中国作家写的全是地面上的事情，尘土里的事情，泥潭里的事情。他们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人怎么卑劣，人与人之间怎么交恶。由于缺少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深邃的体察，中国作家很容易被时下的生活流所裹挟，很难超越流行意识形态的暗示和控制。
回首新时期文学走过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分化最为剧烈的时期。甚至可以说，这几十年中国人经历的裂变与阵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又跟别人不一样。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处境与命运的差异性，已经扩大到可能影响社会安全的程度。而且，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还需要一种获得庙堂与江湖共同认可的情怀，来拥抱如此千差万别的身世，让人们获得精神的慰藉与归宿感。如果说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同一种身份、同一种面孔、同一种履历，那么现在的情况却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中国。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特别是其中恶质化竞争揭开的人性的黑暗、混浊、龌龊和可怖，为文学提供材料的丰富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家们创作怎样离奇怪诞的作品都用不着虚构了。但是，生活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一堆素材而已，作品能够企及的人性的深度和展现出来的存在的境界、品格的光辉，仍然只能由作家来提供。但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捉襟见肘。不能说中国的作家们缺少对人的身世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通常总是搁浅在身体、物质、欲望的层面，失之通俗和浅薄。即使是那些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长篇作品中，对中国经验美学提炼的纯度与思想阐释的深度，又有多少超出常识与街谈巷议的范畴？
因此，对中国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