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做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对于轻车熟路的大学老师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担任培训工作的老师却都做了认真的准备，除了在出发前仔细分析、精心筹划外，几乎每位老师都带上一大摞参考书。达州是个穷地方，教育局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为老师安排舒适的食宿。1985年的市招待所住宿条件非常简陋——上课后住在一个五、六平米的小屋子，没有空调，只搁了一把轰隆轰隆旋转的老式台扇。谢老师在三十多度高温下上完课，回到宿舍休息时，早已大汗淋漓，可是那小屋子仿佛是一个酷热的蒸笼，比户外的温度还要高得多。扇子和电扇的同时献技，依然无法驱赶炎热，带来一丝凉意。不几天，达州的酷暑竟把谢老师的痱子全培育出来了。目睹谢老师的窘迫的休息状况，我除了安慰，还是无法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不过，谢老师的吃苦耐劳精神，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目睹谢老师教学的第一次。
许多东西，自己拥有时感觉非常平淡，一旦失去后才知道它的珍贵。我们毕业进入社会后，许多同学都没有条件接触自己心爱的俄语专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另起炉灶了，这时，我们才感到昔日的俄语专业是多么亲切，哪怕是在电视中，偶听俄国人的讲话，也要反复咏叹回味，那种滋味就犹如一个漂泊天涯的孤儿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我除了鼓吹在中学开设俄语外，还想到俄罗斯小试牛刀——用所学的俄语为经济发展做点小事。我几经努力，1993年10月回川外强化俄语口语训练，碰巧是谢老师的夫人黄培莲老师担任教学。我又有机会常到老师家闲聊，同老师缓缓步入“山水”音响打开的柴科夫斯基美妙音乐的天地，随心神游谢老师珍藏的苏联邮票蕴涵知识的海洋……
在培训时，我即将步入“知天命”的行列，记忆力和理解力自然不如年轻人，老师总是表扬一番后鼓励我抓好基础，不要畏惧困难，大胆练口语，“没话找话说”，强化语感训练。
有一次，老师给研究生讲课，邀请我旁听。老师的备课笔记上工整地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教学笔记，上课时引经据典，游刃有余，学生频频点头，如浴春风。社会上浮躁世俗之风日渐盛行，老师依然如此认真治学，悉心育人，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在工作之余尝试翻译一些俄语资料，就像时时想约会昔日的挚友。我的一篇翻译作品在一家杂志发表后，激发了极大兴趣。我决定要翻译几本小册子，来体现自己的人生社会价值。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原版的旅游读物，兴致勃勃，利用晚上和星期日就干起来。文革中蹉跎岁月早把我们当年学习俄语的锐气和毅力消磨的一干二净，也把我们学得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奉还给老师了。我觉得自己不是学得最优秀的，但是最不甘落后的。于是，我就随时以字典为伴，一个词一个词地琢磨，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想到了谢老师，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求援的信。不久，就收到他的回音。谢老师对我在长达10页中的问题，逐一作了详尽解答，令我茅塞顿开，喜出望外。
后来，我又马不停蹄，着手翻译了另外两本儿童读物。其中一本是从法文转译成俄文的原版图书，有不少法国的方言俚语，还夹杂一些十分冷僻的生词，我翻遍我手边的几种字典，包括原文词典，仍然无济于事。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谢老师的麻烦，每当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疑难，就向老师求教。记得，连续写了好几封这样的书信，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给我详细的解答。他来信说，遇到古怪的生词时，自己翻遍好几种原文词典也茫然无助，只好去向法语系的老师请教，才弄懂其中词义，并在回信中给我作了准确的注释。可以这样说，没有老师呕心沥血的帮助，我的两本译作是难于出版的。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多次来信中，我本忝列门墙，谢老师一直称我为“学弟”，还申明自己文学水平有限，译文恐有辞不达意之处，望我谅解。
明明是师生关系，却谦称是同窗求学的学友，似乎有悖于尊师的社会风尚。谢老师是把自己的学生当成校友，谦逊平和，自然就缩短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难怪，当时谢老师的教学效果是有口皆碑的，许多学生都爱听老师讲课。同时，这里还凸显老师先进的教育理念。
现代教育理念把师生关系阐述为合作关系，朋友关系，师生要遵循朋友法则去共同学习。这也是现在教育改革所大力提倡崭新教育思想。老师远在十多年前就拥有这样时尚先进的理念，确实折射出老师心灵的高尚和认识的深邃。
由此我想到，老师除了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责任外，还应教我们什么呢？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是呈几何级数飞速增长，在校学习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老师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善待与自己交往的人，学会用尊敬、理解、宽容、关爱的心态去对待人，哪怕是对待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小人物，就等于拓宽了与更多的人沟通的机会，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就可能掘开活水的源头，获得取之不竭的新鲜的识。这样，我们心地就会更加宽广，我们知识和技能就会更加丰富，我们就会更加聪明睿智，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就会更加舒适和谐。
我以为，这是谢老师以自己的行动教给我最重要的做人道理。
香港故人
红红的紫荆花迎风吐蕊，分割百年的香港即将回到祖国怀抱。此时，令人怀念在香港辛勤劳作的学友L君。
六十年代，L君从川外毕业后，分配在一所普通中学任教。用非所学，只好改行。好在L君在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功底扎实，还能对付中学一些学科的教学，政治、语文、音乐都涉猎过，尤其在音乐方面颇有业绩。曾率其嫡传弟子参加市文艺会演，上演《红灯记》中折子戏而获大奖，并捧回了奖杯。不过，把奖杯送到了学校展览室后，L君依然三点一线地穿梭于学校，过着平凡、平静、平淡的生活。后来，L君随其先生赴港了。
那些年月，谈港而色变。L君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处境而连累亲友，背上黑锅，多年间也中断了与朋友的往来。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后，政治气候由冷变暖，她才开始与昔日的同学有鸿雁往来。
L君到香港后，完全履行着中国伟人那句名言——“自己动手”，艰难而踏实地走自己的路。香港，弹丸之地，却聚集了中外八方人才，加上内地许多普通大学的毕业文凭在那里不被认可，连担任一名小学教师几乎都不可能。L君只好凭借所学的现代汉语功底在内地从事推普工作的基础，当上了一名普通话教师，整天穿梭于香港政府各部门、各大工商机构、各大银行、各社团，甚至为私人补习，每天工作14小时左右，超负荷的工作使当时的“金嗓子”倒了嗓，经手术后又才恢复了教学工作。香港同胞多讲广东方言“白话”，自然，L君要先通晓诘屈聱牙的白话才能担任教师。川话与白话方言的差距恐怕不亚于汉语与外语之间那种难于跨越的语言空间的天堑吧！我们虽然无法描述那些挑灯苦读、死记硬背的不眠之夜，但她终于挺过来了，最后登上香港城市大学讲坛执教，并取得了港岛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尔后，港岛各类普通话测试的主考、各种大赛评委的桂冠接踵而至，她成了香港推普的中坚和权威。
去年，几位朋友与L君相逢，谈及在港奋斗经历时，她感慨良多：“在香港，登上生活中的航船，付出的代价要比内地大得多，官网、商网、人情网是无济于事的。”在L君的生活时刻表里，几乎省去了消闲和娱乐的“奢侈”。近几年来，香港回归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学员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普通话要取代在港地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英语，学习普通话已成为一种工作的需要，她自然成了大忙人。她的工作时间是用分来计算的，成天与书籍、学生打交道，在校上课后便去挤公共汽车，按时家教或当评委，还要兼顾读书和写作。在香港的大学，教材都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L君每年都要撰写和修改几本教材，还出版了几套中学教科书，发行量还相当大。每当夜幕降临，海风徐徐，L君总要避开街市的喧嚣和刺眼的霓虹灯光，静下心来，铺开稿纸，仔细地推敲那些方块字、ABCD和声调音韵排列组合的段落和篇章。
香港的学校比较重视对教师教学情况进行调查，校方在学年结束时要向学生发放调查表，了解教学质量的优劣。诸如“教师对本学科的认识”、“备课”、“教学技巧诱发多少兴趣”、“引导学生讨论方面令学生的参与感”等10多个问题，任学生一一填写。优秀者继续聘用，一般或较差者自然落选，优胜劣汰的法则非常明确，南郭先生没有立锥之地，金钱也难以起死回生。L君说：“在这种你追我赶的环境中，竞争是激烈的，我们今后也无退休金可拿，一时的落伍可能导致终生遗憾。”她的教学效果为师生交口称赞。她为人正直、豁达，颇受同行的敬重，就连研究生毕业的同科教师也尊称她为老师。但她自感学识浅薄，跟不上要求，还是下定决心攻读硕士学位。虽说尚不知天命，但精力和记忆远不如当年。夜阑人静，她还要神游于书山学海之间，其艰辛程度恐怕等同于内地的“七月高考之战”吧。我们的职称一年年地评审，工资一级级地增加，凭心而论，一些职称到位、工资到手的先生也照样一天天在吞云吐雾、谈天说地中打发时光，全然没有那种紧迫感和不懈的追求。这算不算国民的一种悲哀和顽症呢？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中华之瑰宝，这些年来失去了许多观众，相当萎缩。为着生计，剧场改办茶座，供闲人品茗聊天，几载之后又改为舞厅，时兴了一阵子，最后被切割为若干KTV包厢。这种嬗变，我不知是喜是悲。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住宅旁是一排京剧团宿舍，去年还见一位演黑脸的中年男子在院内使棍弄枪，常常练得汗流浃背；那位青衣演员天天咿咿呀呀地吊嗓子，虽不十分委婉却也认真。可是近来黑脸身影逍遁了，青衣声音沉寂了，小院内代之习武练嗓的是三五成群摆设的方阵，除刮风下雨之外，“万里长城永不倒”，乐此不疲，快哉悠哉！
上月，L君来信告诉我，她在执教的香港城市大学又有亮相。早先上演的《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一折，就闻名遐迩，这次又粉墨斗戏，上演《贵妃醉酒》，其扮相之俊美，嗓音之甜润赢得满堂喝彩。不仅如此，她还给那些刚学会普通话的大学生穿上戏装，把他们推上京剧舞台，扮演裴高力士和宫女，与自己同台献艺，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兴趣和热爱。去年大家相聚时，有人曾对她戏谑道：“你有那么多钱用，难道还要到大戏院从事第二职业不成？”她嫣然一笑：“除了调剂紧张的生活外，主要还是想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香港宣传一下国粹，宣传一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京剧，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啊！”
是的，越富于民族性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具有东方文化积淀和艺术神韵的京剧艺术在香港受到许多同胞的青睐，不少高校、会馆、剧社都要定期上演一些折子戏，当然也包括昆曲和粤剧之类的地方戏。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国外传来的卡拉OK、夜总会等娱乐之风，在内地大有风卷云涌、锐不可挡之势。我们的京剧艺术难道不岌岌乎殆哉？
我的母校想挖掘潜力，扩大学校规模，扩展在海外的影响，L君得知这一信息欣然同意，联络几个同学东奔西忙，为学校做了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她知道学校急需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去年7月，从香港带回足足装了两大箱的百科全书，馈赠与母校，了却一桩积淀多年的宿愿；同时还捐赠2000元给校友基金会，以扶持那些在校学习上进、经济困难的弟妹们。她并非腰缠万贯的大款，也不是用特殊材料铸造的布尔什维克，可是，其拳拳忧国心，深深爱国情，像许多香港同胞一样，全融进自己的行动之中，如同大自然中绿叶对根的回报那样坦然、执著。创造了许多现代文明史上几十个“世界之最”的香港，是港岛600万同胞百余年来含辛茹苦、奋斗不息的结晶。假如我们的国民也像香港同胞那样，不懈地学习，拼命地工作，齐心协力去创新，我们的国家又将是何等辉煌！
（补记：1999年7月， L君来信称，1999年5月，她获得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唯一的“最佳教学奖”，击败了三个竞争的外国人；她发起并组织了“香港大专普通话朗诵社”，邀请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张颂教授和台湾大学的余光中教授莅临成立大会；1999年6月，她入选《世界优秀华人教育家名典》一书。此三件盛事可作为L君不懈奋斗、才华横溢、执着追求的佐证。）
似醉似醒的俄语梦
1968年7月，在那个世道混沌的岁月，我离开了生活6年的母校，走进茫茫的人海。文革期间的俄语已经打入了冷宫，面临职场的选择，我该用什么知识来服务于社会呢？
十年浩劫，国难民穷，造反有理，知识无用。学经济学的去杀猪卖米，学机械的去翻砂铸造，学数学的到伙食团买菜卖饭票，那都算与专业沾边。我被分配在川东北一所乡村中学，因为我的到来，学校借复课之机破天荒地开设起俄语课。我暗自庆幸，能用上所学的专业知识，当上名正言顺的俄语教师。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到专业知识给自己带来的乐趣，还没有看到用专业知识培养的学生长大成材，一纸调令下来，就被调往另外一所乡村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为此，我被迫放弃了心爱的专业，离开了熟悉的学生。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样的调动，竟是自己工作永远与俄语教学的诀别！
世上有许多事物，当拥有它的时候觉得平淡无奇，只有失去后才感觉弥足珍贵。虽然我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的质量也还不错，尚能应对中考高考，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专业，自然一有不少未知，所以依然“身在曹营心在汉”，期望通过努力，回归自己的专业，就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梦绕魂牵，刻骨铭心，思念回到母亲的怀抱！
在乡村中学工作十多年后，我被市教育局选中，来到市教科所当上一名教研员，主要负责俄语教学研究工作。我终于接触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好象一只小鸟飞向了自由的天空！这时全市的中学英语教学占据了绝大多数班级的空间，俄语，仅有2所中学的几个班在惨淡维持，勉强让人感觉到俄语教学的存在。我认为，这种格局与当时业已恢复和发展正常的中苏关系的历史潮流极不适应，也与外语教育的规律大相径庭。我决定要当一名俄语教育的“吹鼓手”，把本市的中学俄语教学恢复起来。
